今天的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其中手机网民6．95亿，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10％。网信事业的发展与13亿多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网信事业的发展为人们带来便利，也伴随着不少安全隐患：核心技术缺乏优势、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亟待增强……这些网络安全隐患给我们的精神家园带来一定的负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他还说,我们要“尊重网络主权,加强合作，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这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赞同。

（摘编自周瑶《以网络安全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2017年04月27日）

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世界，破解网络空间治理症结，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至关重要。孙佑海表示，目前互联网的内容建设尤其在网络内容制作、传播、使用和管理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网络垃圾、网络暴力、网络欺诈等现象，仍是困扰互联网管理和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他认为，要正视网络内容方面配套法规有待完善、网络安全人才短缺、技术攻关有待解决等管理困境。

谈及网络空间治理难点，陈堂发表示，这主要体现在各类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律责任主体意识明显弱于市场趋利意识，违法违规被查处的被动惩罚意识替代了责任主体的主动遵纪守法意识。李明德则表示，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会转移和反映到网络社会中，而网络上非理性言论又会加深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样一来，就给意识形态持久安全、社会长期稳定带来不确定性，给网络社会治理带来挑战。

（摘编自赵璐《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2018年04月23日）

（摘编自《2017上半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研究报告》）

“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突破是确保网络安全的治本之策。”梁斌告诉记者，“要以国家网络安全保障需求为核心驱动力，支持和引导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及高校、科研机构等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全面加强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点加强对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领域安全技术的突破，为实现真正的网络安全打牢根基。”

武汉大学安全学院副院长赵波则表示，考虑到“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大背景，在网络安全学科发展中要考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合作。“比如说我们的空间信息安全学科就是与测绘学科一起来合作的，未来还要考虑与管理学、数学乃至法学等学科的交叉合作。”

（摘编自陈静《拿什么保护未来网络安全》，2018年09月11日）

材料一：

在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创新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行动纲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国家各种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三农”获得了长足进展，城乡关系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强、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在局部地区表现得依然相当尖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决定了必须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代化强国的标志是国家发展的所有指标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允许存在任何短板。因此，中国的现代把强国目标决不能缺少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指标，这需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来实现。

（摘编自张海鹏 郜亮亮 闫坤《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施路径》）

材料二：

新时代乡村振兴不能停留在“农村发展只是农业发展”“农村功能只是提供农产品”的固有思维上，而应从乡村文化这一内生动力的角度，去推动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意味着乡村传统产业文化的创意升级。乡村振兴依托于乡村别具一格的原真文化特质与独特文化创意，也离不开乡村文化产业的勃勃生机与乡土本色的品牌形象塑造。因此，传统产业文化的创意升级，应将文化创意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动能，与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乡村产业的文化附加值；创新乡村文化资源整合机制，形成地方文化产业品牌，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的良性互动，恢复乡村自主造血的能力与动力。

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乡村振兴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不仅直观反映乡村发展的内在文明程度，更是彰显乡村美丽魅力的外在表现。因此，乡村振兴也需要体悟与践行绿水青山的生态文化，一方面，要激发农民对乡村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增强乡民对自然人居环境的主人翁意识，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村风文化，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升值；另一方面，需要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筑牢坚实屏障。

（摘编自王慧姝《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现实文化指向》）

材料三：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产业兴旺的主导者、实践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通过培训提高一批、吸引发展一批、培育储备一批，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我们要依托农技推广学校、农业机械化推广学校、新型农民培训学校等平台，结合农民生产需求制定培训计划，从农村一线遴选具有一定文化、产业基础和生产经验的年轻劳动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培育一批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和具有农业机械化技术、农业经营型、社会服务型等农民人才。还要通过集中培训示范、开放式讨论的互动交流与科教网站、农业技术App等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着重实践能力培训，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素质能力。另外，通过规模种植补贴、基础设施投入、扶持社会化服务等来引导提高农民职业化水平。加强与院校合作，积极探索回乡创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大专、本科学历教育衔接的认定管理，实现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型。

（摘编自李霞《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材料一：

“双减”以其系统性的布局谋划，超越了原有的改革措施，推动减负改革实现由点状到面状的转变，也撬动教育生态系统实现整体性优化。正是这一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改革优势，帮助回应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两个核心挑战——学段衔接问题和措施联动问题，从而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变革契机。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学段衔接问题具体表现为基础教育阶段缺乏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视和实践，其实质是基础教育应当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双减”作为一场基础教育的系统性改革，其落脚点不再是课业负担治理本身，而在于引导基础教育的育人转向。“双减”改革中出台的30条细则规范了校内题海战术、校外补习培训，传达了对于重分数、重升学的应试教育的批判，也引导了学校和社会对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反思。以“双减”落地为起点可以预见未来的基础教育会更加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突出对学生能力和素养的培养，强化回应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这将为创新型人才的早期发展创设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因此，我们说系统性的“双减”，改革关注了基础教育的育人问题，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学段衔接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化解路径。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措施联动问题要求我们系统规划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达成改革举措的关联和内洽。“双减”改革实现了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力量联合，围绕着教育生态优化这一主旨，在战略布局上达成了课程教学改革、招生考试改革、质量评价改革等多项改革的同步推进。当我们在“双减”时代推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时，就可以充分借助“双减”带来的基础教育改革合力，为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发展提供从家庭、学校到社会的整体性环境支持，从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人格塑造到专业发展的全过程的管理助力。

（《“双减”：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契机》）

材料二：

“双减”要减掉教育中的商业运作，实质上是强调了教育性质的公益性。教育是公共产品，而非公共的逐利产品。基础教育不是生意，是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让资本肆意横行。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校外培训机构，都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商业资本运作使教育异化，对应试资本化、教育流程化现象的重棒出击，表明要以最快速度、最严措施将教育从军备竞赛的圈套中拉出，减少应试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使商业逻辑回归教育逻辑。也只有对教育的公益性有所坚守，学生成长不再依靠家长的钱袋子，优质教育资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才能够实现。

减掉教育中的功利选拔与考核，标志着回归正确、专业的教育观念，弥合教育选拔与教育培育的鸿沟。如何切实开展素质教育，强化体育、美育与劳动教育的保障措施，从“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学会审美”角度真正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各级教育部门、学校与教师需要理性思考的。教育终究是赋予意义与人生希望的领域，若总以新概念、新方法的“加法”逻辑解决问题，则无法冷静纠错与剖析，回归教育观念的质朴实在。

减掉教育中短时、短视的套路与形式，标志着回归教育途径的长期主义，从追求教育效率转向遵循教育规律。长期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价值观。当我们形成正确、专业的教育观念，确定教育中值得做的事情并坚持实践后，剩下的便是等待时间的回报。理想的教育生态需要从追求短视的效率回归长期的规律。

（《回归理想教育：对减负与教育本质的厘清》）

材料三：

在教育参与主体层面，“双减”为利益相关者指明方向，防范反弹风险引导社会认清教育的公益属性。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社会既要提供校外活动场所和资源，也要探索社区教育服务，还要宣传科学教育理念，破除“抢跑文化”等功利现象，不炒作考试成绩排名和升学率。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昂然呼吁社会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并利用市场机制有效调节和保障教师待遇。引导家长看清学生真正的发展需求。家长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参与者，要认识到知识之外的能力发展才是孩子成长隐性的刚需，“双减”政策正是改变育儿观念的契机。家长要提升自身育人素质和能力，理性规划孩子未来发展方向，不要盲目跟风送孩子去参加校外培训。学校要做提升教育质量的主阵地。如何开发出具有地方和校本特色的课后服务，把孩子从校外培训班“争”回来；如何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有效的课堂教学和丰富的课后服务，是当前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坦言，校外培训机构要从过去的“单纯提分”进行正确转型，走出学科培训，逐渐将学习诊断、针对性服务、志向生成、生涯规划等学生成长发展中突出问题的解决纳入业务范围，是校外培训机构未来的空间与机会。也有学者建议校外培训机构要做“真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回归公益心态，做好教育而非做大生意。“双减”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引导并努力做好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培训机构、社会公众，各方工作。唯有做到合力育人、标本兼治，回归教育本质，“双减”才能真正落地开花。

（《“双减”背后的政策导向与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