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联想和抽象是催生精密科学诞生初期阶段的重要思维方式。创新首先应该有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摩根说过：“数学发明的动力不是理性，而是想象。”以严密逻辑为基本特征的数学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毋庸置疑了。

恰如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想象力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发现新的事实，而且激发我们做出新的努力，因为它使我们看到有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梦想和猜测若无推理使它们作有益的用途，也只是胡思乱想而已。”同时，他也指出：“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想象力虽是灵感的源泉，但如不受到训练，也可能酿成危险；丰富的想象力须用批评与判断来加以均衡。”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近代美国一位哲学家也曾经警告说：“尽管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所有的想象都有益处……存在许多‘非创造性的想象’”所以并非所有的想象力都是有用的，即使产生了有创造性的想象和联想，仍然是不够的，后面还需要理性的逻辑推理能力。由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古希腊的数理哲学思想和理性精神，所以尽管我们产生了大量有关农业、畜牧业和制造业等的发明创造，但发明创造并未导致科学在中国诞生。要克服胡思乱想，就必须使自己具有判断力，具有足够的逻辑推理能力，来证明自己的想象和猜想的合理性；要使想象过渡成科学，必须运用的后续手段是理性、严密的逻辑推理。

有人曾经把科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猜测型的，主要采用想象，联想和抽象的思维方法，对一个问题进行猜测以后，然后才去设法证明它是否正确。猜测型科学家缺乏逻辑推理和证明能力，一般来说失败率极高，成功也多是依靠运气。另一类是推理型的，这类科学家不猜测，而是先收集足够多的资料，再通过推理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这类科学家往往缺乏“想象”和“联想”。通常第二类科学家有很高的成功率，但一般只是在学科现有的范式下进行创造，很难取得重大突破。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相结合，既有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猜测，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只有这样，才能使丰富的想象力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创造的阶段，更推动想象转变成严密的科学理论。

（有删改）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选编自王晶晶《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在楚文化土壤中，孕育出荆楚方言的最初原型。从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考察荆州方言中的许多原型词汇，都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如《离骚》中“朝发韧于苍梧兮”的“韧”（阻车之木），“及年岁之未晏兮”的“晏”（晚）等等，仍然在今天的荆沙方言中使用。这些都足以说明荆州方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特定的区域环境因素。由于荆沙方言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延续发展起来的，其词汇在历史的传承中，有自身的系统性。几乎所有普通话词汇，都在荆州方言中有相应的说法，如天道（天气），袱子（手巾），訍（约、邀请），地噶（一点点），黑汗水流（汗流浃背）等。

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许多次移民，造成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交流中产生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新发展。

武王伐纣之时，楚国有先人名为“熊绎”者，起于今天的香溪河畔的秭归，参与了武王伐纣的壮举。周王封熊绎管辖今秭归、宜昌、远安、兴山等若干县市，熊绎苦心经营，筚路蓝缕，逐渐壮大，因秭归是大山区，加之巴国正强盛，不好发展，所以终于走出秭归大山区，来到沮漳河平原，即远安一带，约历二十君后，又在西周末年迁至今之江陵。由于以上原因，今天的秭归、兴山、宜昌、枝江、远安、荆门、当阳及荆州区大部分居民的口音尾音多带卷舌，如“鸡”称为“鸡得儿”，“猪”称为“猪得儿”。这些地方深受古楚语的影响。

楚国消亡，代之以秦汉，汉时天门、京山、潜江、石首、公安等以荆州口音为主，荆州市所辖的江陵县，即沙市东区以外，都是汉话，即荆楚底层方言。

南北朝时，时局动荡达五百多年，民族融合，陕西、安徽流户分别大量进入钟祥、松滋侨立为县，唐代安史之乱，导致荆南人口上十倍增长，元末明初，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又有“江西填湖北”的人口大转移。

清朝顺治年间，清军（满族旗人）驻防荆州时，于荆州城里筑一道贯通南北的城墙，将荆州城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东城大而西城小，汉人居西城，满人居东城。这种分城而居，异族又不通婚的方式，造成了语言上的封闭状态，直到民国前，荆州满族人的语言，一直不受干扰地保留下来，在东城形成一个“北京话方言岛”，从而与属西南官话的荆州西城的荆州方言形成鲜明对照。

辛亥革命后，荆州城分城而居的局面被打破，满族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折。“东边腔”不由自主地向荆州方言靠拢，到解放后，“东边腔”已不复存在，现在60岁以下的满族人，讲的已是一口标准的荆州方言了。

明清之时，资本主义已萌芽，商业发达。沙市，武汉等为长江天然良港，南来北往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开放沙市为长江九大码头之一，沙市市尤为繁荣。武汉、四川客商云集于此，西南官话（即今四川话）统治一时，人们总以口音定身份。

抗战之时，民国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四川话”的流行加速了“荆沙腔”的发展。沙市靠近码头，“武汉”及“四川”味当然比城内要浓一些，至今如此，这是荆州城话与沙市话的区别。所有这些由政治、军事、社会动荡或变革产生的正常与非正常的移民现象，都会造成荆楚方言与外方言的交流与互渗，使之不可能保持纯粹的远古楚人的方言而呈现出“南北兼容”的多样化的特点。

总之，方言是历史的产物，相信随着信息共享的实现，人口的不断融合以及交通、通讯的发展，全国一盘棋的形成，方言最终会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保存下去。

(黄晓南《浅议荆州方言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