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科学报》:2003年非典开始，我们和“冠状病毒”已经打了好几次交道，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

饶子和:冠状病毒种类繁多，可感染人和多种动物。在2002年以前，冠状病毒虽然对畜牧业是一个严重威胁，但对人类危害尚小，可能会引起人们熟悉的普通感冒。但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SARS冠状病毒引发了令全球恐慌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俗称“非典”）疫情。SARS冠状病毒在自然界的天然宿主其实是蝙蝠，由于人类活动或其他偶然原因，该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而引发了重大疫情。虽然此后断断续续有新的冠状病毒被发现，但似乎并没有引发人类的重大疫情。

在沉寂了10年之后，MERS冠状病毒又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种种迹象显示，ME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仍然有可能是蝙蝠，但这次疫情是由骆驼传播导致。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又在武汉引发了病毒性肺炎。

这几次冠状病毒疫情，都是本来以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导致的。这提醒我们，保护好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或许是远离野生动物病原感染的最好方式。减少对蝙蝠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避免这些天然宿主与人畜的密切接触，这对防止传染病的发生非常重要。

（摘编自李晨阳、丁苏雅《专访饶子和：面对肺炎疫情我们不慌》，《中国科学报》2020年1月10日）

材料二：

为什么新型病毒总是寄生在野生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而这些病毒为什么对于这些动物自身没有构成严重的危害呢？

杨占秋解释说，病毒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必须寄生于生命体才能存活，而自然界中生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所以各种生物成为病毒的储存库。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致病性比较弱，而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在长长的传导链条上通过多次变异，从而变得攻击性非常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免疫学专家2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生长，很难对它们进行全面管理，野生动物的防疫工作几乎是很难开展的，所以野生动物会有很多潜在的病原体感染，并且由于在野外生存，人类也很难对动物感染的病原体进行检测。

杨占秋介绍说，“当这些病毒寄生于其他生命体时，并不表现为疾病，因为病毒需要依靠长期寄生在动物身上来进行自己的生命活动，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宿主生病，宿主对病毒也具有相应抵抗力。”但当病毒开始向外传染，在不同的中间宿主间传染时，就容易出现变异，就会产生使宿主致病的后果。

动物经过人类驯养之后，是不是身上病毒的危害性就小很多？杨占秋对此予以肯定。他告诉记者说，野生动物和饲养动物身上都存在病毒，区别是量的多少。因为饲养动物环境比较干净，或者是人为消毒处理，不利于病毒生长。有时，同一种病毒在家禽家畜身上与在野生动物身上表现的特性并不一样。因为病毒要生存，必须适应不同的宿主环境。

上述免疫学专家认为，如果对于饲养的野生动物没有进行有效检疫，那这些动物体内还是可能会有病原体存在，并可能会在人工饲养下不断传播，甚至发生变异，产生对人体更强的传染性。

（摘编自倪浩、范凌志、任重《野生动物为何易成病毒传染源》，《环球时报》2020年1月23日）

材料三：

根据新华社1月26日最新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检出大量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此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曾表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比如竹鼠、獾等。

事实上，除了一些野生动物“老饕”，多数人很少或者只是偶尔食用过野生动物，但仅仅这些“偶尔”就可能让民众为大面积肺炎疫情爆发买单。要知道大部分野味市场的环境都非常恶劣，臭气熏天的宰杀现场，来路不明甚至带着大量寄生虫和传染病的野生动物，以及死后变质仍然出售给餐馆的野味，这些未经检疫的食品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为疫情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对于食用野生动物，法律已有相关规定。2018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第三十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部法典中“重点保护动物”字样一共出现了53次，而对于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规定则相对模糊。

我们应认真反思：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代价惨重，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不应是防治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必须持续下去，不断动真格！后续立法、执法力度应继续加强，彻底切断野生动物食用消费的灰色产业链，斩断疫情爆发的祸根。

（摘编自孔德明《不能有下一次了！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必须动真格》，半月谈网2020年1月27日）

材料一：

2014年，在经历24小时的绝食抗议后，13岁的梅拉蒂和11岁的伊莎贝尔被警察护送到到了印尼巴厘省省长办公室里。当着姐妹俩的面，省长大人签下了“巴厘岛在2018年实现‘零塑料袋’”的承诺。事后，姐妹俩曾在国际会议的一场演讲中给出过这样一组数据：巴厘岛的居民和游客一天制造出680立方米的塑料垃圾，其中塑料袋的回收率小于5%。在备受人们青睐的塑料制品面前，姐妹俩得到的承诺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她们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

如今，四年多过去了，虽然省长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但是她们在2012年发起的“告别塑料袋”运动，起初看起来像过家家游戏一样，如今已经成为一场致力于抵制塑料袋，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国际运动。

梅拉蒂姐妹已经在全球不同地区领导组建了17支并肩作战的团队，其中包括今年1月她们刚刚去过的上海。她们向台下上百名中学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她们的鼓励下，一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团队被组建了起来，并成为“告别塑料袋”团队在中国的第一个分支。

“我们小孩子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25%，但我们才是100%的未来。”姐妹俩如是说。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据初步估算，全球每年向海洋输出的塑料垃圾可达480-1270万吨。这些陆源塑料垃圾进入海洋环境，极难降解。其中大型塑料垃圾会通过生物或物理作用慢慢碎片化，成为微塑料。此外，粒径小于5毫米的人造工业产品，如牙膏、发胶、洁面乳和空气清新剂等中的塑料微粒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也因难以过滤而进入水体，最终排入海洋。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颗粒及纺织纤维，有片状、线状或块状等多种形态。近年来，微塑料在世界各地的海域被检出，海洋中已没有未被塑料污染的净土。联合国环境署于2014年、2016年、2017年连续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对海洋微塑料问题给予特别关注，2016至2017年，微塑料污染连续被列入环境与生态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大科学问题。

研究表明，微塑料能够被海洋生物摄食，阻塞其摄食辅助器官和消化道，造成物理伤害，产生毒理学效应。由于海洋生物能从环境中富集有机污染物及重金属，微塑料还会带来复合化学污染。这些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累积并随食物链传递，进而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有害影响。目前，虽然在野外环境中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微塑料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对人类的健康风险也尚待证实，但其对海洋生物和人类的潜在风险显而易见。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15日）

材料三：

奥地利的一项研究称，首次确认人体内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大小从0.05到0.5毫米不等。其中最常见的为聚丙烯(PP)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这两者都是矿泉水瓶的主要材料。8位主动参与实验的人年龄在33至65岁之间，彼此互不认识，生活区域也不同，但都食用过塑料包装的食品或饮用过塑料瓶装饮料，其中多数人食用过鱼或海产品，没有人是素食主义者。

近年来，研究者们相继在牡蛎、贻贝和鱼类等食物以及饮用水、海盐甚至蜂蜜中发现了微塑料。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一种摄入途径可能是被我们忽视的，那就是日常的呼吸。在生活中，以化纤为原料的衣物非常普遍，车里、家里、办公室里铺的地毯大部分是化纤制品，摩擦时会释放出微纤维。因此，从呼吸途径摄入微塑料更为直接，摄入量也非常大，可能与通过饮食摄入的量相当。

联合国环境署2016年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对于微塑料本身的毒性和影响的研究尚且不足，但要注意微塑料表面会吸附许多细菌和真菌，可以作为病原体的载体进入人体，影响人们的健康。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0月28日）

晚清学人杨守敬

杨守敬(1839一1915)，湖北宜都人。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刻苦用功。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19岁时，听谭大勋讲授汪中的《述学》，开始接触乾嘉考据之学；20岁那年，偶然得见清人六严缩摹的《舆地图》。便借来临摹，这成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开端。

杨守敬曾经热衷科举，25岁起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42岁时，他作为清政府外交官的随员前往日本，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本四年，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日本人森立之所撰的《清客笔话》，翔实记载了他在日本访书之事，杨守敬自己也写了《日本访书志》。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搜集了许多稀见珍本和国内久已绝迹的古籍残本，与杨守敬志趣相投。因此：当黎庶昌有了编纂《古逸丛书》的设想时，立即决定请他主持校勘。《古逸丛书》在日本刊印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擅长书法，对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在日本影响巨大。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年已48岁的杨守敬第七次参加会试，仍以失败告终，从此绝意科举，专注学问。杨守敬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在舆地、版本、目录、金石、小学、经学、辑佚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的著作就有83种。在杨守敬的学术研究中，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

杨守敬的学术代表作是完成于1904年的《水经注疏》。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成果很多。杨守敬的这部著作具有全面总结的性质。他对《水经注》中所记载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对征引的故实都一一注明出处；对清代学者全祖望、戴震等人的校释也多有订正。杨守敬既有坚实的考据学基础，又运用了当时地理学的新知识，所以在《水经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杨守敬还编制了古今对照的《水经注图》，图文互证，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