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三甲医院变身追星现场，不仅明星用过的输液包在朋友圈公开叫卖，就连躺过的病床也要轮流躺一躺……这种病态的追星行为，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其实，明星也是人，理应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和空间。“私生饭”跟踪明星，偷拍明星日常，严重影响明星的正常工作与生活；还有，个别粉丝专好“原味”，明星穿过的内衣、睡过的床无不照单全收。这样的低级情趣简直自辱人格，而贩卖“原味”的营销更是恶俗至极；再者，从无处不在的打榜、刷评，让粉丝沦为了平台的“印钞机”，不仅破坏了行业规范，也误导了追星少年的价值观；更有甚者，有些结团成圈的粉丝，不惜充当水军，甚至不辨善恶美丑，只要谁说我家“爱豆”不好不行，一言不合就开怼，助长了网络空间以及青少年的暴戾情绪，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愈演愈烈的过度追星现象，日益成为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一块毒瘤，催生了攀比、虚荣的浮躁之风，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效应。虽说追星是粉丝的个人自由，但任何个体的自由都不能扰乱社会公序。就粉丝自身尤其是年轻粉丝群体而言，要从“爱豆”身上汲取提升自我的能量，而不能迷失自我。对明星而言，也要时刻检视自己的一言一行，要为粉丝树立榜样，为社会贡献正能量；同时，要真正为自己的粉丝负责，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明星、过好自己的生活。至于那些纵容粉丝刷数据、控评的网络平台，以及收割明星流量、粉丝钱包，恣意敛财的黑产业链条，要坚决铲除。疯狂追星，本质上是一种病态，任由其野蛮生长，对粉丝、对艺人、对社会都将为害不浅。在这一点上，唯有社会各方形成合力，才能防微杜渐，才能引导粉丝文化健康发展。

国产电影已经走过了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时期。“新主流大片”等现实题材影片以丰富的类型、扎实的叙事、充沛的人文含量、多样的艺术探索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质量，为提升当下国产电影艺术质量提供了重要启示。

由主旋律电影升级而成的“新主流大片”，是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评中的重要构成，也是最能显现其艺术成就的作品。“新主流大片”中有历史题材影片，但更多作品如《湄公河行动》《救火英雄》《空天猎》《中国推销员》《拆弹专家》《红海行动》《战狼》系列等为现实题材。这些影片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取得了丰盈的艺术成就。

首先，这些影片延续了主旋律电影中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更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如《红海行动》用三个层次诠释了爱国主义，探究其多元性和深刻性。第一个层次表现的是蛟龙突击队对集体同胞的解救。这与大量同类题材影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并无区别。第二个层次的表现则突出了对个体同胞（邓梅）的解救。影片以这种表现，凸显了国家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对每位同胞个体生命的尊重，其以人文厚度获得的国家层面价值远远超过表层的人员损失，是至高无上的。而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也因此被赋予了人文的高度，超越了第一个层面的普通爱国主义。在第三个层次中，蛟龙突击队的任务是和恐怖分子抢夺制造脏弹的原料，把蛟龙行动升级到反恐、反战争和拯救人类的高度。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在这个层次中也超越了前面两个层次，获得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

其次，这些影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人物。影片中的人物，摒弃了之前平面化的塑造，被赋予了具体、生动、可感的立体性格，比起以往有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如《战狼2》中的冷峰绝非“高大全”，《红海行动》中的众多人物，并未被淹没在“爱国主义”的海洋中，也未被淹没在群像和类型之中。片中大部分人物都有较为鲜活的个性和立体的人性，影片也以此再塑了中国当代军人所拥有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再次，这些影片将主流价值观表现和商业类型充分对接，在提升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确保了其传播价值、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均营造出了战争、动作、悬疑等类型元素。在营造类型时，影片也努力避开常规，求变求新。如《湄公河行动》中的商场突袭、《战狼2》的水下打斗以及坦克大战、《红海行动》中的狙击手对决等都体现出了类型新意。

当下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弥补了国产电影的短板，使中国影坛出现多元化创作格局，特别是在国产电影价值观迷失问题广受诟病的当下，这些影片展现主流价值观、宣扬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特别具有启示意义。这是电影人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

网络空间是将人群聚集起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更是年轻一代学习、娱乐和交往的平台，为保证网络空间的有序，制定和遵守相应的规则是必要的。不仅如此，网络空间还需要每个人对网上的其他人给予应有的尊重。简言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行为是由网民的观念意识引导的，而文明的网络行为是在一系列文明的观念意识支配下形成的。由于青年是网民的主体，其网络行为对网络空间的文明状况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引导他们树立文明的网络行为观，无疑有助于网络行为失范的校正和网络空间的治理，有助于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网络规范必不可少，这已是共识。但需要有什么样的网络规范，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底线伦理或“负面清单”通常是共识性最强也是最起码的网络行为规范，通过明确“不能做什么”来列出的网络行为负面清单，通常也是具有法律强制性的禁区，构成最低层次的网络道德规范。

归纳学术界对网络失范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五不”来认识网络行为的底线要求，或以此作为网民尤其是青年们文明上网的负面清单：不伤害——网络行为者既不要有意作恶，也不能无意为恶，如在网上进攻击、谩骂，诋毁他人的名誉，或侵犯他人的安全、自由、隐私和利益等。不偷盗——在网络信息空间中，要像对待现实世界中的商品一样，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获取所需的信息，抵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不道德行为。不造假——每一个网民要从不进行信息造假做起，确保自己在网上发送的信息是真实的，尤其是自媒体，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耸人听闻或哗众取宠的谣言。不浪费——即不发生信息浪费的行为。向网络发送垃圾信息不但会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也会耗费网民的时间和精力，信息时代工作效率的提高本来使我们获得了认知盈余，但网上的垃圾信息、造谣与辟谣之间的拉锯战又无端消耗了我们的认知盈余。不盲从——上网时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轻信网络谣言而上当受骗，没有信谣的网民，就没有网谣的市场，网民就不会被网络污染的策划者所利用，不会不明真相地卷入人肉搜索或网络围攻。

底线意识主要是从否定性的角度确立了网络中不能做什么；而一旦在网络空间中产生了行为，无疑就是开始了“做什么”，只要有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去主导人的行为，于是就有了肯定意义上的网络行为意识。其中，做到平等待人或尊重他人可以说是形成积极网络行为的基准意识，而这种基准意识可以通过“等效意识”“反身意识”“价值意识”和“契约意识”来具体体现。

所谓“等效意识”，就是当线上的虚拟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行为时，要将其视为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失范行为具有等效的实际影响，因此需要一视同仁地对我们线上和线下的行为提出道德规范要求。所谓“反身意识”，可以说是等效意识在自我和他人关系上的延伸，即一个人的不当行为有可能损害到他人时，转换视角去设想当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受害人时会有什么样的切身之痛。有了这样的反身意识，就会自觉抵制许多不良的网络行为，就不会到网上去传播谣言。“价值意识”在网络行为中有多方面的体现：第一，它表现为对他人信息劳动的价值认同，比如尊重知识产权；第二，重视信息内容的文化意义，从而积极传播内容健康的信息；第三，意识到网络作为信息技术的价值负载，从而关注信息技术使用的道德效应。由于技术普遍是负载价值的，不当使用网络可能会产生出负价值，如对网络游戏的沉迷会耽误学业和事业。此外，网络是“内容为王”的空间，是各种思想交锋的新的疆场，青年人尤其是被争夺的对象。因此，正确的价值观对他们而言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契约意识”就是要具有信息契约精神。网络空间中，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中新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分配乃至利益冲突问题，冲击了传统的信任机制，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各自权利和义务成为重构信任机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当作为未来希望的青年一代在网上讲诚信、守契约、服从大局时，网络中新的信任机制可随之形成。

（摘编自肖峰《从底线伦理到担当精神：当代青年的网络文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