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选唐诗中有的选录杜诗，有的并不选录杜诗，这种情况是杜甫研究的重要命题，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原因何在？

《河岳英灵集》（殷璠）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款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璠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的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终老于江湘，正是杜甫创作高峰，在杜诗佳作不断涌现之时诞生的两部诗选《箧中集》和《中兴间气集》中却仍难觅杜诗踪影，原因何在？元结于《箧中集》序虽称“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其实并非没有严格的入选标准。元结主张“雅正”，肯定入选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元结文学思想明显是盛唐“别调”，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较接近，然细审之，杜甫其人其诗并不完全吻合其选人、选诗之标准。杜甫曾为左拾遗，并非“正直而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者，且杜诗主题与单纯歌咏个人苦难也不一致，他们关注个人疾苦，而杜甫则忧国忧民，杜诗虽歌咏个人苦难，但往往推已及人，这种精神正是杜甫超越《箧中集》诸子之处。据卢燕新考察，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诗标准为“体壮风雅，理致清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杜诗却没能入选《中兴间气集》，这显示出“沉郁顿挫”的杜诗受京城与江南两地崇拜盛唐气象高华诗人群的一致冷落。杜诗被《中兴间气集》与江南诗人群冷落，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诗歌理念、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巨大差异——卧病江湖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吟咏“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杜甫哪能看到“中兴”气象？此外，人际交往的限制也不可忽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漂泊蜀中，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也与活跃的江南诗人群体存在巨大时空阻隔和社会身份的高低落差。

早期唐人选唐诗中杜诗的落选也是时代的问题，《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代表当时诗坛主潮，杜诗的落选表明其与时代主潮相对隔膜的关系。杜甫从生前到身殁短期内未被主流诗坛理解、认可，根本上是因为其思想高度超过其同代人，其诗歌创新超越其时代。

（节选自吴怀东《杜甫的诗为什么会落选——唐人选唐诗与杜诗早期传播、影响论》）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在所有病原体中，病毒是人类的大敌之一。当凶悍的病毒侵入人体时，人体并非束手无策，而是启动免疫系统进行顽强的抵抗。然而，当首次面对陌生而强大的病毒时，免疫系统有时也会感到无力。若再次遭遇同样的病毒，免疫系统便能凭借记忆，迅速组织防御，使人体恢复健康。

因此，为了辅助人体免疫系统抵御病毒入侵，科学家们研发出了疫苗。这些疫苗，包括死病毒、半死不活的病毒、病毒蛋白质外壳等物质，注射入人体后，让人体误认为是真实的病毒入侵，从而激发免疫反应，产生抗体。这样，当真正的病毒来袭时，抗体就能迅速发挥作用，减轻人体感染的症状。

尽管早在18世纪末人类就开始使用疫苗，但科学家们并未停止探索新的疫苗制造方式。传统的疫苗制造方式是先培养病毒，然后进行灭活、减毒或破碎处理，疫苗生产需要大规模细胞培养。这一资源密集型过程限制了快速生产疫苗以应对疫情暴发和大流行的可能性。因此，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开发独立于细胞培养的疫苗技术，但这具有一定挑战性。

20世纪80年代，人们引入了一种无需细胞培养就能产生mRNA的有效方法，称为体外转录。mRNA（messenger RNA，又译“信使RNA”）负责指导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在将DNA信息传递给蛋白质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它的任务是将DNA的遗传信息传递到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机器中。没有mRNA，遗传编码就无法运作，蛋白质便无法合成，人体机能将无法维持。体外转录出现后，将mRNA技术用于疫苗和治疗的想法也开始兴起，但体外转录的mRNA不稳定，需要开发复杂的载体脂质系统来封装。此外，体外转录的mRNA会引起炎症反应。

2023年10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匈牙利科学家卡塔林·卡里科和美国科学家德鲁·韦斯曼，这两位获奖者关于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使开发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mRNA疫苗成为可能。mRNA疫苗的制造，无需培养病毒，只需先制造出含有病毒遗传信息的mRNA，然后将这些mRNA注射到人体内。它们利用人体细胞中的物质合成病毒蛋白质，从而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他们的突破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mRNA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为新冠疫苗的开发贡献了“加速度”。

（取材于张佳欣等的文章）

材料二

1997年，卡塔林·卡里科和德鲁·韦斯曼开始重点研究不同RNA类型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他们在合作中发现，mRNA携带的遗传信息不仅有四种碱基，还包括多种多样的化学修饰。哺乳动物细胞RNA中的天然碱基经常被化学修饰，而科学家在实验中制造的体外转录的mRNA则不然。实验室制造的mRNA与动物体内的mRNA在碱基结构上存在微小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是免疫系统对外来mRNA产生强烈排斥的原因。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卡里科和韦斯曼发现，用化学修饰的方法调整mRNA的构造，可以降低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具体而言，他们利用一些酶的作用，改变了mRNA碱基上的一些化学基团，让它更接近动物体内的mRNA。实验结果表明，这些经过碱基修饰的mRNA进入动物体内后，免疫系统将其视为“自己人”，炎症反应大大减弱，几乎消除。他们在2008年和2010年的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与未修饰的mRNA相比，碱基修饰产生的mRNA的传递显著增加了蛋白质产量。这种影响是由于一种调节蛋白质生产的酶的活性降低所致。碱基修饰既减少了炎症反应，又增加了蛋白质的产量，这些重要发现消除了mRNA临床应用道路的关键障碍。

mRNA疫苗包含一种遗传指令，当体外人工合成的mRNA被注射入体内时，它“命令”细胞产生大量病毒蛋白，免疫系统将它们识别为外来物质，会发起攻击并学会如何对抗这些病毒，因此能够对于未来的感染提前建立防御机制。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该技术背后的重要理念是，只要科学家知道正确的基因指令，就可以快速开发出针对几乎任何病毒的疫苗。由于mRNA疫苗的生产不涉及活细胞，是化学反应，所以很容易扩大量产。

mRNA疫苗技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得以成功应用，同时也激发了更多研究者的兴趣。正如加拿大生物学家皮耶特·库里斯所言：“如果我们可以利用mRNA生产出任何想要的蛋白质，就将意味着它具有广阔且充满诱惑力的应用前景。”mRNA疫苗开发的速度以及灵活性都令人印象深刻，为该技术应用于其他传染病疫苗的开发铺平了道路。此外，该技术还可用于治疗癌症、过敏，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和虫媒疾病。

未来，mRNA疫苗在癌症治疗方面潜力巨大。癌症疫苗可以让人类的免疫系统精准区分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并清除肿瘤细胞。这种区分需要标记，而这种标记通常是肿瘤细胞中出现的突变蛋白。科学家希望利用mRNA疫苗让人类自动产生肿瘤细胞中出现的突变蛋白，从而激发免疫系统产生针对某种类型癌细胞的抗体，如果人体出现这类癌细胞，那么免疫系统能够及时出手，将尚未大面积扩散的癌细胞消灭在萌芽状态。目前，已经有一些针对癌症的mRNA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取材于杨先碧等的文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进化层面来说，语言能力是人类喉头在喉部降低的结果，这使我们的祖先能发出比其他所有灵长目动物更多的声音。我们为此付出的生物学代价也很高，因为较高的喉头能使我们同时呼吸和吞咽。而喉头降低后，我们吃饭时便有窒息的风险。同时，连接喉头与舌根的舌骨也改变了位置，有助于发声。从化石记录来看，这发生在70万年前至60万年前，那时尼安德特人和我们的共同祖先或许都有一根“现代的”舌骨。我们特殊的呼吸控制能力似乎也起源于此时，这种能力在说话时至关重要。

化石颅骨的模型表明，尼安德特人有相当于我们的布罗卡区的大脑构造。这个区域对于说话、理解语言，以及感知有意义的手势至关重要。事实上，手势可能是关键的一环：研究表明，黑猩猩在发声时会反复使用手语，这表示早期语言可能不是只有声音。然而，大脑不同部位执行的功能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即使其他人拥有与我们相似的脑结构，也可能未将其用于语言。

我们祖先留下的手工艺品是更好的证据。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10万年前至5万年前南非早期智人创造的手工艺品。例如，在布隆伯斯洞穴，人们把赭石块敲打成型，并在其表面小心刻画精巧的交叉影线图案。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同样位于南非的迪克鲁夫岩窟里的鸵鸟蛋壳。鸵鸟蛋壳上刻有复杂的几何图案，且在不同时间有所修改，表明意义发生过改变。然而还有更为古老的一块来自印度尼西亚特里尼尔的贝壳上面有直立人刻出的锯齿状曲形纹理,这表明一些人类的共同祖先曾使用图形符号，所以可能也发明了语言，这一事实得到了身体构造方面证据的支持。

另一种符号证据来自个人饰品，它们通常会传达社会意义——比如个人身份或群体归属——而这些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建立起来。例如，在珍珠最初得到使用的时期，雕刻也变得更为常见；以色列斯胡尔洞穴的珍珠可追溯到13.5万年前至10万年前，而摩洛哥的鸽子洞的珍珠可追溯到8万年前。在布隆伯斯洞穴，从地层中挖掘出来的成串的珠子也可追溯到约8万年前，许多珠子上有抛光部位，表明它们曾穿在一起，有可能是用作项链。上面的纹理还表明，珠子的排列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说明它们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其意义在不断发展，就像迪克鲁夫的蛋壳一样。

综上所述，证据表明：在7万年前智人已经形成了符号文化和语言，而尼安德特人也独立做到了这一点。然而，语言用于叙述及讲故事的证据出现时间较晚，约在4.5万年前。例如，德国霍伦施泰因·施塔德发现的著名狮人牙雕雕刻于约4万年前。它将狮子的头部与人的身体结合起来，既展现了艺术家想象力的飞跃，又是赋予其意义的一种叙述方式。

稍晚于此的欧洲岩画艺术是旧石器时代叙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法国拉斯科有一幅岩画，绘于约1.7万年前，描绘了一只受伤的野牛在顶一名男子，男子身子下有几根落下的标枪，旁边有一根线，上面站着一只鸟。人们对此场景有许多解释，但所有解释都认为，只有在叙述一个故事的情境下，男子、野牛及鸟同时出现才讲得通。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充满意义与象征的口头传统，是旧石器时代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持续过成千上万年的时间。那是我们首次理解周围世界的尝试，采用的方法是赋予其一种叙事形态。

（摘编自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历史》，徐彬 谭滢 王小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