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65载红楼情

京 梅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并根据其中六首吟咏曹雪芹的诗，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已是名家的胡适见到后，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两人有了交往。1948年，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当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见到周汝昌的信，胡先生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是从那一天起，周汝昌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红楼”之旅，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年5月1日，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 11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一愿已酬，然此时距他当初慷慨激昂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已历56年矣！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周汝昌出版的第一部红学专著，是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时(1953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听说此书在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后来也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毛在他自己的文章《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及该书。

周汝昌是一位博学、勤奋的真学者，其治学初以语言、诗词理论、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国学基础博厚，一生著作可谓等身，自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 ,又连续出版《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数种，而他自己也极善诗词，所作诗词曾得到著名学者钱锺书的赞叹。此外，周汝昌的书法也极有造诣，自谦“不是书法家”的他，自幼研习欧楷笔法，20岁后深研“兰亭”，所写瘦金体，刚风俊骨，墨采焕然。只是受视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周先生还擅长京剧，据说当年燕大舞台上，“周氏小生”曾经倾倒过无数“粉丝”。

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还得别人在他耳边高喊。 1975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女儿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近年，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的方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老人才思泉涌，后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本》等数部专著。

《红楼梦》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时至今日，这魅力之后则是无数巨大的商机。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据估算，一本《红楼梦》产值已达数十亿！《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而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先生，却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在常人看起来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周先生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李尚师：修史·铸鉴·报国

1942年出生的李尚师，饱历世间沧桑。血与火，痛与苦，烧灼着他的心，更让他悟出一个理：个人与国运血脉相连，只有国家强大，百姓方可安居乐业；只有治国有方，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1985年，任中学教师的李尚师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当时山西师院的“晋国史研究室”缺少人手，本族叔叔李孟存教授邀他一起编写《晋国史》。而自幼就崇尚“报国修史”的李尚师，此时不禁热血沸腾，下决心步入“漫漫”修史路，为国家尽一介草民之力。

此后，李尚师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史料。一有时间就跑图书馆、书店、小地摊。李尚师自己拟定了修史计划，雷打不动。晨鸡啼鸣，他书房里的灯就亮了；夜阑人静，他依然秉笔疾书。在他的书桌上，除了一个旧茶杯，一个暖水壶，剩下就是成堆的稿纸和资料。

给老父亲治病、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家中的柴米油盐，仅靠自己的工资已杯水车薪。老母亲埋怨他不该写书，亲戚朋友也纷纷前来劝说。但是，李尚师心里有个“报国梦”，他咬牙坚持着。1995年，他被山西师大聘为“晋国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不久芮城县教育局特批他专业从事史学研究。

李尚师寻觅散布各处的史书、逸书、石刻、铭文、古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社会、历史、文化、科技、民俗等无不搜集。为了解决晋国有争议的地名的问题，他曾不知多少次自费实地考察。

为考察传说中的晋国大宗之都——翼，李尚师曾住在翼城南梁农家，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翔山之下、浍河之滨，观其山如大鹏翱翔之状，察其遍地灰层，绳纹陶片遗存比比皆是，从而确定“翼”乃南梁故城。

研究晋国史，疑点、难点很多。比如晋国始君叔虞所封的唐究竟在何地？历史上就有七说，其中东汉班固、西晋郑玄等认为唐在今太原，后世在今太原晋源区建有晋祠，更使“太原晋阳说”不胫而走。

面对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李尚师的大脑在梳理着一个个信息团，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诸多古籍文献，查找考古资料，实地观察地形，厘清各种说法的偏差，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并确定了唐地城覆盖范围。

他探索的此类疑难问题不在少数，在《晋国通史》中李尚师增列了诸多名人雅士的名字和事迹，加以评述，写出242人的传记，并将国君、执政卿、卿、大夫、名流学者、九流人物表和军制变化以及出土铸（刻）铭文字器物列出专表29个，填补了以往晋国史研究的空白。

挑战与创新的激情燃烧着李尚师的心，他不断审视权威史书：《春秋》只有1.8万字，由于只记事件结果，不记事件的经过和背景，过于简略，用语隐晦；《史记》以文学笔法写史，有许多地方“失实”。他将《左传》与《春秋》《国语》等书籍中的记载进行梳理、比较，使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互为印证，厘清了主线脉络和史实。

“修史不拘泥于前人，要兼容并蓄进行创新。”李尚师如是说。这部于2014年出版的达150万字的巨著《晋国通史》，为国别通史，并且兼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志书的特点，被史学界称为“新型史学专著”。它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被誉为“晋国的百科全书”。

李尚师将自撰的“格超梅以上，品行竹之间”“写历史成败得失，评人物功过是非”的楹联，分别挂在门口和书房。他说，修史者不能为权势所动，不能被浮躁和喧嚣左右。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这位“宿儒”，身居山村，耐住清贫与寂寞，历时三十余载，以心与魂熔铸长史。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宫长为评价李尚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下河东，无出其右。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小学五、六年级时，家里有一部《汉书》，虽有些字我还不认识，可我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女三人炽烈的以史报国思想便刻在心里。

（选自李尚师《晋国通史·后记》，有删改）

②李尚师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掌握，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百万字的手写书稿，装满整整一大箱子，仅写一遍，改一遍，再誊抄一遍，工作量可想而知，个中清苦甘甜，唯有自知，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民间修史第一人”。

——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李伯谦语

一个“有梦的出版人”

刘 荣

有人说他是富有远见的战略家，有人说他是勇立潮头的革新派，有人说他是游刃有余的社会活动家，有人说他是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有人说他是感染力极强的演讲家，有人说他是精明老辣的生意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却称自己只是一个“有梦的出版人”。

谢寿光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人，正是这种素养造就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后来居上。

1998年，谢寿光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彼时，只有13年历史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没有丰厚的家底，仅有23名员工，年出书不到100种。“这样一家无名小社，想做大做强，很难！”在谢寿光举行的支招献计会上，苏国勋、李培林、沈原等学界同仁长叹。

当时，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不少学术出版社都选择“往下沉”，着力于大众出版，谢寿光却坚持“往上走”，将出版重心定位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在出版领域，我们不可能包打天下，教材、教辅、少儿等产品必须舍弃。”谢寿光分析道，“我们应该在最有可能形成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领域占据我们应有的位置。”

如今，凭借16年的坚守与积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权威、前沿、原创”的图书定位赢得学界广泛认可。社会学、近代史、苏联东欧研究等专业图书在出版界独领风骚，经济管理、国际问题、古籍文献等主题图书亦别具特色，学术期刊、电子音像、数字出版、国际出版齐头并进。谢寿光成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之无愧的掌门人。

谢寿光开创了一种名为“皮书”的全新出版形态和图书品牌，迄今已累计出版1300余种。经过近20年的精心打造，皮书作为一种智库产品，不仅成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品牌，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品牌，还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早在十多年前，谢寿光就感觉到信息技术可能给传统出版带来冲击，在他的带领下，出版社早在十多年前就迈开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步伐。在信息化的浪潮中，他趋新而不躁进，主张“我们是图书出版者，更是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资源经营商”，坚持“以我为主”和“小步快跑，分段推进，适时整合、升级”的原则，建成了具有中国专业出版社特色的数字出版经营模式。

办令人尊敬的出版机构，是谢寿光不懈奋斗的目标。“学术出版是最讲究传承的事业。只有几代人的厚积，才会有某个阶段的薄发。相比于百年老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历史还太短。”展望未来，有着强烈危机意识的谢寿光不无忧虑却信心满怀，“我们会继续坚守学术出版方向，用出版来促进学术研究的规范与深化，实现知识的积累，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基于此，谢寿光代表50多家出版社在原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座谈会上呼吁进一步提高学术著作出版门槛，并承担起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同时，他还精心组织学术演讲、访问交流等高规格的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中国专家学者及其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致力于中国学术“走出去”。

社长之外，谢寿光还担任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社科院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并兼任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教授，在教书、演讲、科研、出版诸角色间转换自如，被誉为精力充沛的多面手，他却谦称至多只是一位“杂家”。自称“学术票友”的他，在多个研究领域都有所建树，并深度参与了中国社会学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弥合了当时学界内部的分裂与冲突。知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曾赞誉说，他们那一群人都是谢寿光这样的编辑给培养出来的。

虽然成就卓著，谢寿光却称这不过是“时势造英雄”。这位1977级的厦门大学高材生，有着他那一代人的审慎与稳练。媒体朋友们更多是从社科文献出版社有着浓厚学术底蕴与现实担当的产品中，窥见他作为出版人的理想与抱负。

时至今日，两鬓斑白的谢寿光依然率领一群年轻人奋斗在一线，推进信息化与数字化，释放员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建研究型的出版机构，打造标准普尔那样的指数库……很多人不解：16年了，社长还没当够？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他却回应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想，我还有好些年和大家一起奋斗的时光，争取再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中华那样的辉煌。”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