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几男子(节选)

余秋雨

生为中国人，往往要承受诸多俗务的苦恼、愤怒和无聊。但是，有几个因素使我不忍离开，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其中一个，就是唐诗。

这种说法可能得不到太多认同。不少朋友会说：“到了国外仍然可以读唐诗啊，而且，别的国家也有很多好诗！”

因此，我必须对这件事情多说几句。

我心中的唐诗，是一种整体存在。存在于羌笛孤城里，存在于黄河白云间，存在于空山新雨后，存在于浔阳秋瑟中。只要粗通文墨的中国人一见相关的环境，就会立即释放出潜藏在心中的意象，把眼前的一切卷入诗境。

心中的意象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潜藏下来的。也许是父母吟诵，也许是老师领读，反正是前辈教言中最美丽的一种。父母和老师只要以唐诗相授，也会自然地消除辈分界限，神情超逸地与晚辈一起走进天性天籁。

于是，唐诗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传代，唤醒生存本性。

而且，这种唤醒全然不是出于抽象概念，而是出于感性形象，出于具体细节。这种形象和细节经过时间的筛选，已成为一个庞大民族的集体敏感、通用话语。

有时在异国他乡也能见到类似于“月落乌啼”“独钓寒江”那样的情景，让我们产生联想，但是，那种依附于整体审美文化的神秘诗境，却不存在。这就像在远方发现一所很像自己老家的小屋，或一位酷似自己祖母的老人，虽有一时的喜悦，但略加端详却深感失落。失落了什么？失落了与生命紧紧相连的全部呼应关系，失落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份真实。

当然，无可替代并不等于美。但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醇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醇、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唐诗如玉杵叩扉，叮叮当当，嗡嗡喤喤，一下子把心扉打开了，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自己。

这个自己，看似稀松平常，居然也能按照遥远的文字指引，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思念，最入微的观察，最精细的倾听，最仁爱的同情，最洒脱的超越。

这个自己，看似俗务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阴晴。

这个自己，看似学历不高，居然也能跟上那么优雅的节奏，那么铿锵的音韵，那么华丽的文辞。

这样一个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会是稀有的，但由于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说，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了，对国际的文化信息并不陌生，当然知道处处有诗意，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但是正因为看得多了，我也有理由作出一个公平的判断：就像中国人在宗教音乐和现代舞蹈上远远比不上世界上有些民族一样，而唐诗，则是人类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巍峨巅峰，很难找到可以与它比肩的对象。

(有删改)

散文目光   

余秋雨

我原本的专业，是世界戏剧学，兼及国际人文美学。直到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还没有写过一篇散文。

写散文的起点，那篇《因爱而勇》里约略提到。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文化蒙受了巨大委屈。居然有那么多自称知识分子的人到处撰文、演讲，滔滔论述“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即便在所谓“寻根热”中，不少热点也是以此为主旨。只要是中国人做的，什么都错，而且错得愚蠢、可笑、荒唐。对比的坐标，全在西方。

表面上，他们没有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否定。因为我对文化的终极理解是“集体人格”。所谓“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在终极意义上否定了“集体人格”，因此也否定了中国文化。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那些诅咒中国人的中国人，想在他们表情间找到一丝把自己也包括进去的愧疚。但是没有，他们的口气始终居高临下，睥睨方圆，以为自己刚刚从天上下凡。

对此我不能不生气。我长期研究西方的最高哲思和顶级艺术，也熟知他们的远征血火、掳掠罪恶，怎么能容忍一帮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方的中国文人胡言乱语，天天毒害大量民众？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的论述。罗素一九二一年到中国来考察，当时的中国备受欺凌，一片破败，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这位哲学家却说：

进步和效率使我们富强，却被中国人忽视了。但是，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正是这一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不管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

说实话，读到“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时，我哽咽了。

罗素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却显现出如此公平的见识。这种公平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催促我必须为中国文化做一点事。

于是，我辞职二十三次终于成功，单身来到甘肃高原。当时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而我内心的目标却更为学术：让中国人找到集体身份。

若有可能，我还想用点点滴滴的理由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罗素说“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要说服自己和别人，理由必须是感性的、具体的，因此，我不在图书馆里查阅汉唐，而要独自在沙漠中行走。

我们以往，在受屈、愤怒，反驳、辩论时，用的大多是大话和结论，听起来慷慨激昂、气势不小，实际上却无法平静地向外界说明自己，因此并没有什么力量。

更重要的是，我们举起的标帜，大多是历史逻辑、国际政治、经济数字，而不是文化。大家经常把文化放在口上，而不是放在心上，不相信文化真有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罗素说了，“不管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

于是，我决定，既然要为中国文化说话，就必须用最纯粹的文化方式，让一切向往文化的陌生人都能倾心。

这样，我的主要行为就成了这样两项——

第一，实地考察古文化的遗迹和废墟，必须亲自到达；

第二、边考察边写散文，而且是美文。因为只有美文才称得上“纯粹”的文化。

这就是我开始在荒原小客栈里写作一篇篇《文化苦旅》的由头。

说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队伍已经不小，但是，这支队伍基本上由学者组成，他们都以学者的目光，做着学者的事。

我也是学者，但我打开了散文的目光。

不错，散文不仅仅是文笔，首先应该是目光。

以散文的目光看中国历史，也就引进了广大读者最饥渴又最动心的眼光。这种目光的特点是：厌倦陈腐，厌倦狭窄，厌倦枯燥，厌倦重复，厌倦概念；着意诗情、着意人伦，着意发现，着意惊奇，着意细节。

我就顺着这种目光，取舍沿途所见所闻，结果，选择出来的一切与我原先的学术目光差别极大。但学术目光也有作用，那就是在散文目光中加了一层“重大意义”的网筛。

这样一来，我写敦煌，就会凭想象写出自己与斯坦因的车队对峙在沙漠里，然后自己大哭一场的情景。然后，我系统阐释了废墟文化、非攻文化、魏晋文化、乱世文化、两难文化、拜水文化、藏书文化、书院文化、晋商文化、清宫文化、流放文化、科举文化、君子文化、小人文化……

这些文化，在我之前，大多没有人以专题方式完整写过。这就是说，散文目光帮助我开启了这些重大课题在当代立身的起点。由此可知，散文目光，能够超越疲庸的历史流行话语，诗化地思索天下。

挖掘出这些文化还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让广大不熟悉历史的朋友乐于接受。于是，散文的语感、节奏、文字起了关键作用。这就使《文化苦旅》等作品拥有了大量急于在文化上认祖归宗的读者，而且，在海内外保持了几十年的热度而不减。

问卜中华（节选） 余秋雨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流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几个慌张的身影。据传说，那天，宣武门外的达仁堂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病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技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记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容器上的铭文作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产生敏感，不仅收购了达仁堂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得的文物。

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过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 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作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五帝三王”的论述有关。那就太令人兴奋了，遥远的“五帝三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却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云消雾散、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伏，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伏，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衲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问得单纯，问得具体，问得诚恳。问上帝，问宗祖，上帝也就是宗祖。有祭礼，有巫祝，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问天也就是问地。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老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王懿荣似乎有点听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来。

门外要王懿荣关心的事情太多。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一九OO年八月十五日早晨，王懿荣被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逃离北京。

王懿荣，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在中国历代关及民族安危的战争中，开始总有不少武将在战斗，但到最后还在抵抗的，经常是文官，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与中华文化的气节传承有关。王懿荣又是这样，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于是，唯一的选择是，在外侵略者还没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我一直认为，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