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诞生和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阶段留存下的历史印记，是城市的根本生命力，它决定着城市的价值品质，诠释着城市的特色。习书记一再强调，“城市的生命与性格、历史与记忆就存在于城市的每一寸肌理、每一方土地、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道、每一片城市空间。保存城市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和保留文明发展的脉络，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所以，城市建设首先要做的就是城市文脉的传承。

城市文脉的传承能让人们记住乡愁。“乡愁”是铭记城市历史记忆的精神标识，它彰显着一个城市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依据与生命之魂。如果说，一座城市的风貌往往蕴藏在一棵古树、一幢老宅之中，那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则是城市的神韵所在。这些风貌神韵记录了市民的生活，演绎着城市悠久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犹如一条丰美的河流滋润过无数市民的心回，成为城市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名片。所以当前的城市建设不应仅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它更应该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注重满足人们的历史认同感与归属感。相比于保护好历史街巷、文物建筑，传承好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同样重要。事实上，也只有既留形又留神的，既见物又见生活，才能真正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城市文脉的传承也为重塑城市特色提供了新的契机。城市文脉作为城市特色的核心与灵魂，凝练了一个城市的精神与灵魂，引领着城市建设的未来方向。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经历着更新的考验：人们一方面渴望创新和发展，不断拆除或改造那些历史建筑和遗迹，建造越来越多的连镇超市和国际购物中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传统文化消逝带来的遗憾，城市陷入“千城一面”的发展僵局。这构成了当代城市文化发展的悖论，也是城市更新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城市建设要从历史文化脉络的视野中挖掘出现代城市的特色，将城市文脉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就应以现代设计手法呼应地方特色，就是要贯彻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原则，尊重、把握、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民居、传统街道、传统文化的整体风貌加以保护和发展，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塑造富有地方特色和独特个性的城市特色。目前，有很多城市通过捕捉历史的基因重塑了城市特色：威尼斯园历史文化符号的完整性而打造了文化品牌，西安用古城朔风造就最优雅的城市，南京凭历史文化积淀展现古令交融、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这成为新一轮特色城市建设的时尚引领。

文脉是城市建设的根本与内核，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宝库。在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征程中，如何让人们记住乡愁，如何重塑城市的文化魅力，实现人类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对城市建设而言是任重而道远的历史课题。

(摘编自常晶《传承文脉 守护乡愁》)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学者们意识到，精美的玉器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中国大地上首次出现时，往往模仿人们熟悉的石质和陶质器物或饰品，诸如斧、环之类。除了材质不同，大汶口文化的玉斧与石斧几乎毫无二致：二者的外观均近矩形，一端有刃，柄端钻有圆孔。与之类似，玉环也相当忠实地仿制了陶制装饰物。这些“仿制品”引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石斧或陶环使用普通材料，而且仅得少量时间和精力就能制作完成，但切割和打磨一块坚硬的玉石则需要长年累月的耐心和艰辛劳作。众所周知，攻玉之难在于其质地极为坚硬——甚至钢铁工具对其也难有影响，只有将半流质研磨剂和硬度超过玉石的石粉混合使用，才能将其切割。生产一件玉器因此意味着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我们因此希望理解，东部沿海的先民为何致力于制作这种器物？

在我看来，这些玉器的秘密在于它们模仿了石器或陶器但不求完全相同。将玉斧与石斧放在一起，人们可以立即分辨出二者的区别：玉斧色译丰富，细腻的表面光彩照人。它平滑、温润、坚硬而又令人赏心悦目。与石器和陶器外形相似的一件玉器因此具有了象征和修辞上的意义：看似普通，但事实并非如此。对那些深知攻玉之难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将大量人力凝结入这些小型器物之中。这些精美的玉器因此隐喻了其所有者控制乃至“浪费”大量人力的能力，其结果是，这些玉器以其“常规”的外观和巨大的人力投入，把自身转化为权力的物质象征。并非巧合的走，公元前4000年东部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清晰的贫富分化。大汶口基地包括两类截然不同的墓葬：大多数墓中鲜有随葬品，但少数大型墓中却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容器以及象征财富的猪头。玉斧无一例外地出现于这些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中，并总是陪伴着男性墓主。

玉与权力的关系贯穿于中国的王朝史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玉山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它完成于1787年，定制者和拥有者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这件玉雕的原石发现于新疆，重达11795斤。历时数年，原石从新疆被运至长江下游，在那里被帝国最优秀的匠师雕琢。经过六年不懈的工作，玉雕成品又经大运河船运至北京紫禁城。它的创作过程因此已经彰显着皇权，而其上雕刻的故事进而把乾隆比拟为开创中国朝代史的夏禹。玉雕背部的长篇铭文清楚地点明了这个主题：大约四千年以前大水肆虐中国，大禹受命应对这场灾难。吸取了其父先前治水未成功的经验，他尝试疏通而非阻截河流，经过七年的艰辛工作最终战胜了洪水。大禹被视作无私奉献的化身和政治领袖的楷模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者。将雕刻这则传说的玉山安置在自己的宫中，乾隆皇帝把自己与大禹，也把玉与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联在一起。

摘编自巫鸿《玉与中国文化：一种艺术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