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线条艺术，关于其审美性问题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在于书法在当代语境下可以言说的边界和范畴。显然，书法在逐渐脱离书写工具的应用属性后，作为视觉艺术的纯学术属性被自觉强化，其解读方式在水墨实践的价值维度中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这种多元和开放表现为观念的自由表达，以及“反美学”式的形式探索，但业界专家也指出，这种文字形态的建构是建立在汉字审美向文字水墨形态拓展的逻辑基础上的，仅仅是学术范畴关于书法创作创新层面的实践，而不应和汉字书写方式在大众中的识读、应用、传播关系混为一谈。

事实上，创作现状的趋同现象，在各种书体中都有体现，从艺术的角度来讲，这显然不是理想的状态，艺术应该是各种风格百花齐放。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创作者缺乏个性的追求，缺乏审美的主动性。创作者大都讲取法，但对取向思考得比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取向决定了取法，有什么样的审美选择就有什么样的取法。

“优美”和“壮美”的美学观点是清末学者王国维提出的。他以西方“崇高”美学的理论糅合中国古代美学“阴阳刚柔”说而提出：“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二曰壮美。”那么，这两种美学取向如何在书法创作中成功实现？需要明了优美、壮美在线条、字形、墨法、空间、情感、印章中的特点。优美的线条：轻、柔、细、静；壮美的线条：重、硬、粗、动。优美的字形：局促、轻灵、收敛；壮美的字形：宽博、厚重、舒展。优美的墨法：墨色变化不太强烈；壮美的墨法：墨色对比反差大，视觉刺激强烈。优美的空间：布局相对匀称；壮美的空间：黑白分割明显，反差大。优美的情感：心平气和，恬淡悠然；壮美的情感：心潮澎湃、高昂激越。优美的印章：灵秀飘逸；壮美的印章：粗犷豪迈。明晰了这些书法本体的特性，方能在创作中根据自己的审美取向，选用不同的审美元素，来表达书法作品的优美或壮美或二者兼而有之。

进行审美思考，其目的是为了表达审美，主体的修养很重要。追求雄强也好，追求壮美、优美也好，实际上它都是以人为主，最终还是要加强人文修养，坚守的需要更多一点，创新需要慢慢地、自然地积累。我们这个时代要提倡修养正身、立行作为，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就个体而言，要将自己各方面的人文修养，包括艺术的、文学的、哲学的、音乐的、绘画的，等等，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够去寻找到这个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情感，才能激发我们的情感，甚至还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大的国家、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掘到一种人文精神的高标，一种含有人格的东西，这样才可能发现美的东西。

在当下大量书法爱好者、书法读者参与的全媒体时代，书法专业团体负有不可推卸的审美引导责任。只有专业团体内部解决了审美分歧，实现整体审美水平的提高，才能真正深入书法艺术的传统经典，让书法回归现代生活，书法大众审美的提高才会落到实处。因此，重视当下书法艺术的审美观照、丰富书法艺术的人文内涵、开拓书法艺术的审美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李亦奕《书法创作的审美之思：审美的主动性思考不可或缺》）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我们要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