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4年，蔡元培先生在法国邀请巴黎大学的教授欧乐吃中餐。欧乐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中国的餐具，就对蔡元培说：“你们中国人用筷子而不用刀叉，不大方便吧?”蔡先生则笑着回答：“其实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也是用刀叉的。但后来觉得刀啊叉啊的都可以当作杀人的武器，吃饭用不够文雅。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嘛，所以从商朝开始，就用箸，也就是筷子夹菜了。”蔡元培将小小的一双筷子与和平事业挂钩，这样的论断很独到。

筷子原先叫作“箸”：上面是竹字头，因为筷子大多是用竹子、木头做的；下面的者字，表读音。直到今天，日语中的筷子仍然写作“箸”，可在汉语中“箸”却变成了“筷”。这是为什么呢?据说这跟古代江南水乡的民俗有关。“箸”和单人旁的“住”同音，而单人旁的“住”有停止的意思。水乡的渔民最怕的就是船停滞不前，听到“住”字就紧张，连夹菜的“箸”也一并讨厌起来。再说了，“箸”与“蛀虫”的“蛀”也是同音，船要是被虫蛀，就会漏水，十分危险。为了图个吉利，干脆将“箸”改称“筷子”，“筷”与“快速”的“快”同音，渔民们都希望船能跑得快些。

(摘编自李晓愚《从“箸”到“筷”》)

材料二：

汉族用筷禁忌很多，大致说来与死亡相关的有两个。一为三长两短，指的是在多人共同用餐时，使用了长短不齐的筷子。这种做法代表死亡，是不吉利的。因为过去中国人死后装进棺材，棺材由前后两块短木板和两旁加底部三块长木板组成，正好是三长两短。二为当众上香，指的是盛饭时为了方便省事，把一副筷子插在饭中，这被视同给死人上香。中国自古有以食品祭祖的风俗，祭祖时，考虑到死人灵魂出壳，用筷不便，所以在祭品的碗盆上面竖插筷子。

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智慧。在中国的原始宗教中，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虽然生和死都是自然现象，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使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了一种本能的恐惧，以致在生活中忌讳让人联想到死及与死亡相关联的事物，于是在中国产生了用筷时这两大禁忌。

而日本人深受无常观的影响，崇尚瞬间美和消亡美。樱花和武士道就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两大象征。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在逃避着死亡，而武士道却要直面死亡，思考怎样去死，去实现死亡瞬间散发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死亡，被日本人赞誉为落花之美。樱花是日本的国花，隐于叶下，凋零有期，遇有风吹瞬间飘落，这展示了一种生命的价值。如此从美学意义上理解死亡的日本人视筷子为生命之杖。在日本新生婴儿出生后百天时，要举行一项仪式，摆上可爱的小碗和一双用白木做的小筷子等，并向神灵供奉红豆饭及一条完整的鲤鱼，祝愿孩子健康成长，一生丰衣足食。而且还要到神社去参拜，这时神社会送给参拜者一双“初食筷”，寓含孩子一生会倍受神灵的保佑之意。而在日本人的葬礼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由死者的子女用绑着脱脂棉的筷子沾水去擦死者的双唇，意思是让死者享用人间最后一滴水。可以说，筷子伴随了日本人的生与死。

可见，筷子虽小，却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通过民俗文化中用筷礼仪的对比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同为东亚文化圈中的中日文化的差异，特别是生死观的差异。

(摘编自王松华《从筷子使用礼仪看中日文化差异》

材料三：

中国人使用的两根筷子，长度相同，上方下圆，一阴一阳，使用时一静一动，相互配合。筷子文化体现的是综合思维，兼顾天时、地利、人和，提倡中庸之道，重视人际关系，重视群体，德治和价值理性突出。

印度人、阿拉伯人都喜欢通过自身来亲证自然，这与中国有显著的区别。他们亲证自然与其饮食方式有关，他们吃饭用手抓，不管是什么样的饭，都要用一个大盘子各样都盛一点，然后用手指抓到嘴里吃。

西方人在16世纪以后吃东西多用刀叉，在这以前大概也是用手抓。几乎在用刀叉吃饭的同时，西方形成了工业革命的高潮。我们通过刀叉，可以非常形象地看到西方人思维方式形成的过程。拿过一块肉来用刀子把它切开，切割的过程就与思维方式有关系。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把古希腊哲学家的逻辑思维开掘出来，加以发展，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分析思维。

可见，中国文化的筷子代表了一种综合思维方式，它所产生的是发达的人文精神；用手指代表的是印度文化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化，亲证自然，创造出来的是辩证思维，结果宗教精神特别发达；用刀叉吃饭的西方人，使用的是分析的逻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结果是分割自然，因此自然科学、科学精神特别发达。今天我们应该把三大文化融为一体，也用筷子，也用手指，也用刀叉，然后把它有机地统一起来。

(摘编自蔡德贵《筷子、手指和刀叉：三种饮食方式背后的文化》)

孟子在道德人格境界上的理念，首先集中体现为其消解了孔子以来所形成的儒家圣人人格的崇高性和神秘性的色彩，去除了圣人与凡人的等级划分，从而在道德人格境界上赋予人以自由而平等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孟子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显著超越。在孔子的理想人格境界中，圣人作为一种最高的人格类型，具有强烈的神秘性、崇高性、等级性色彩。圣人在孔子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存在，同时圣人又是“不可见的”，具有极强的神秘色彩；圣人与凡人处于不同的等级序列。孟子则不然，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是可以自由地成圣成贤的，圣人并不是“高等级”的道德存在，而是与凡人处于同等地位的。当曹交问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复：“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也即是说，尧舜的道德精神是简明的，你只要按照仁义孝悌的道德原则来要求自己，你就可以成为尧舜。在孟子的观念中，圣人并不是异类，“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圣人之心与我之心同然，因为仁义礼智之义理存乎每个人之心。圣人只是先得仁义礼智之心，因而成了圣人。而凡人之所以没有成为圣人，并不是因为凡人比圣人低下，而只是因为外物和欲望遮蔽了本心。只要去除遮蔽、发扬本心，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也正因为如此，在成圣成贤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主体，都可以通过扩充和发扬道德本心，从而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人。

其次，孟子在人格境界上并不认可人格的单一性，而是坚持人格的多元性，从而给予道德主体更多的道德人格境界的自由选择空间。孔子所形成的儒家传统，往往把圣人塑造为十全十美、超凡脱俗的人格类型，从而制造了圣人的统一模板，它更多的是供人瞻仰，凡人只能接近圣人，而永远不可能学成圣人。但是，在孟子的伦理思想中，圣人不仅是可以自由学成的，而且圣人本身也没有统一模板，并不存在统一标准来界定圣人与非圣人。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由此可见，在孟子的伦理阐述中，伯夷、柳下惠等都是圣人，他们具有多样的个性特征而不存在统一的模板，并且他们的人格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伯夷过于清高不能与现实社会相融，柳下惠过于随和而缺乏独立性等。但是，孟子依然把他们看作圣人。而对于孔子的评价，孟子虽然认为孔子“得天时”而成了圣人中的集大成者，但是孟子并没有因此而独树孔子一人之人格，而否定其他几位。

（选自《论孟子伦理思想中的自由理念》，有删减）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唯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