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君子”一词很难界定，勉强相应于西方文化中的绅士Gentleman。研究表明，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我们都希望社会的管理者是像样的君子，因为中国历代文化都强调统治者作为一个民族的表率，要通过教育来化导民众。君子既是一个统治者，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教育者。《礼记·学记》开篇就讲“建国君营，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君子来管理一个国家，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通过教育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化民成俗”，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虽然君子是一个在上位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但这主要是指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相对于小人、野人来讲的。孔子以后，君子的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君子从社会地位的标志转变为人格品格的标志。孔子主要从道德的理念来给“君子”做一个这样的规定，这在以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主流。君子跟小人的差别主要是在道德上、品格上的差别。

当然中国文化中也不是仅有“君子”这一个词，与君子含义相近的，一个是“士”，再一个是“圣人”。荀子给这三个概念做了相当明晰的解释，他说“好法而行，士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办事，侧重于从现实的做人做事方面，来实现和遵守这个“法”。荀子接着讲，“笃志而体，君子也”。是说君子既有远大的、坚定的志向，又能够很实在地去实践。荀子又说“齐明而不竭，圣人也”。对天地人之理都看得很清楚，而且没有停止，不断向上，不断探索，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这就是圣人。荀子给“士”“君子”“圣人”做了相当清楚的定义，这三个层次都是遵循一个做人的根本道理，遵循社会应该遵守的一个理法去做的，而且要坚持不懈不断地提升。而君子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达到的道德楷模，所以君子更现实、更实际，我们达不到做圣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君子。我们常用“博雅”来形容君子，所谓“博”就是学识丰富，“雅”就是品行端正。这两个字是君子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

君子的社会作用，首先是引领社会风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就像一阵风一样，小人的品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君子起引领的作用，是社会正能量的体现。宋代的张载在《正蒙》里面也说，“君子于民，导始为德而禁其为非”，就是指君子引导民按照社会的德行前进。引领就必须以身作则，要身教，自己先做到。“身教胜于言教”，君子能够以身作则地身教，所以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君子不用出门就可以使国家的百姓受到教育，就因为他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以自己的行为教育大家。引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习俗。一个社会的良好习俗非常重要，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里面就讲到，“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什么都要用法律来管理，社会是管不过来的，要靠大家道德的自觉，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习俗。

君子的另一个作用是传承文化。文化的传承靠君子来延续，社会上如果没有专治于文化传承的人，那这个文化就会中断。随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内涵和形式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文化的根本精神不能放弃，这要靠君子来传承。我们要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大家拘泥于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是要把文化的灵魂和精神的东西传承下来。

（选自《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有删改）

祭孔大典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天思考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发展，无疑需要关注以上两个方面。文化创新和传承总是相互关联的，任何文化创新都需要以既成学术文化发展的成果作为其出发点。同时，文化创新又不同于重复，它应当增加或者提供以往的学术研究所没有的东西。儒学作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其创新发展离不开历史层面的积累，需要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在此基础上还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

关注儒学自身的多样特点。儒学从形成之时起，便包含多方面的思想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进一步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趋向。儒学的特点之一是“派中有派”，先秦时期有孟荀的区分，从荀子到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再到宋代的张载、明代的王夫之，构成了儒学注重外王、事功的路向：从孟子到唐代的韩愈、李翱，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则构成了注重内圣、心性的进路。从儒学的历史衍化看，心性的路向成为儒学的主流，但就今天的发展而言，则不能仅仅偏于一端，而需要关注儒学本身多重路向，包括儒学内部心性、事功等不同流派及其思想成果对现代的意义。

儒学是在百家争鸣中与不同学派的对话、论辩中发展的。今天考察儒学，同样需要注意儒学与其他学派，包括法家、墨家、道家等等之间的互动和论辩。不同学派在学术、思想上各有侧重，对社会、人生、宇宙等往往给予了不同的关注，这些不同的侧重和关注各有其意义。就社会秩序的建枃而言，儒家注重礼的规范系统和法家注重法的约束体制以及治理程序，都构成了社会有序运行的条件。从价值体系方面看，道家提出“道法自然”，以自然为第一原理，注重自然原则，儒家从孔子开始便以“仁”为核心，更注重仁道原则；从确立合理的价值体系来说，两者都值得关注。今天谈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不能只执着于儒家立场之上，而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儒家与不同流派之间的关联以及各自的理论意义。

从更广的视域来说，儒学在今天的发展，同时涉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中西文化的关系看，一方面，在发展儒家思想的过程中，需要防止单向迎合西方思想的趋向。例如，西方有什么概念、理论，便简单地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现类似的概念，如西方有正义论，便以所谓“中国的正义论”去对应。另一方面，应警惕另一极端，即简单地回归传统，注重儒学向经学还原，便属这一趋向。后者同样不利于儒学内在生命在今天的展现。

今天发展儒学，同时需要立足现实，注重时代的变迁。从时代的历史变迁看，人类社会已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国际关系的争端所给出的中国回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儒学可以提供多重思想资源。如儒家从二程到王阳明，都肯定“仁者以万物为一体”。“万物一体”涉及两个方面，即人和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便应当尊重自然，避免对自然过度掠夺，由此走向人与物的统一。同样，基于以上观念，应当注重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建立和诰的社会共同体。可见，儒学观念对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杨国荣《推动儒学创新发展》，《光明日报》2021年0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