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后，书画家给作品强势注入自己“意”“态”，标志书画从此走上以媚妍为特征的漫漫长途。作为“意”“态”反叛之前奏，书画家开始追寻媚妍以外审美元素匡救其弊,缘此，“南北之论”应运而生。明朝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提出“画分南北二宗”,强调“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虽没有在地域上给予绘画强加分类,但从禅宗教义上认为南派重“顿悟”常“寄乐于画”，北派重“渐悟”而绘画“精工之极”。在书法上，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正史、《金石略》以及南北朝《水经注》《颜氏家训》为据，在地域上将书法鲜明地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南派属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尊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南派适宜于启牍,北派适用于碑榜。

书画“南北之论”出发点都是为了避免媚妍，双方归结点却迥然有别。董其昌推崇南派绘画,认为南派充盈自我隐逸、淡然林泉生命意识,不为物役、不为世俗、无不融洽才是画派“正宗嫡传”。而阮元则一味尊崇北派书法,呼请“振拔流俗，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可见,董其昌和阮元为艺术新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线路图。当然,这种线路图与时代际会与个人境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时代际会来看,媚妍被书画家嗤之以鼻。董其昌所处时代盛行以商养画,模仿之风泛滥,绘画品质充斥流俗之风,虽然也有不少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等创作了不少闪耀历史光泽的优秀作品。为此,董其昌提出“集其大成，自出机杼”,执意追求“淡远”求其耳目一新。他认为,造成媚妍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笔墨风趣,与山川自然太过真实,愈真而愈加媚妍；只有用笔“空灵”才能走出媚妍的陷阱,才能使绘画具有生机无穷和气贯势满之可能。与此相似，阮元所处清乾嘉之际,书法帖学鼎盛,此时虽也出现诸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师,但总体上帖学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使用“馆阁体”,字形方整、点画光洁、结体均匀日益成为教条，钝化、疲劳人们的审美感官。这迫使阮元等书家选择魏晋以前碑刻那充满稚拙原始粗犷雄悍的风格,以金石气来盖过、冲走书卷气。

从个人境遇来看,董其昌身处明朝后期，虽为官一生,却总在授官与退仕之间徘徊,散淡与世故使他皈依禅宗找寻到心灵依托,但他看中的是禅以色为空、虚静怡淡的思想,彰显绘画审美愉悦功能。其禀赋、才情和特性,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从北派绘画磅礴、苍茫中吸取营养,开辟一条拙陋、雄浑之路来革除媚妍之风。他的绘画取道董源、巨然、米芾,所作山水树石皆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具有文人画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董其昌选择了淡远,不如说淡远契合了董其昌。而阮元则不一样,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酷爱金石文物，主张实事求是，“实”“用”思想贯穿其一生,这就决定了他在拯救书法方式、途径上不会也不可能凭借淡远来弥缝其阙,兴碑抑帖、贬南褒北的重任就这样如约而至落在他的双肩。

(选自嵇绍玉《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有删改)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搏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孜孜不倦、点滴积累，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事业，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材料一：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语言多了。他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与“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

文章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在大力倡导改文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补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领导干部可以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须知：打天下要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摘编自梁衡《关于毛泽东文风的鲜明特点》）

材料二：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唉呀！我不想说了。

（摘编自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白话译文）

材料三：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时电）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摘编自毛泽东《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