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文化史上，书法的地位非常高。艺术家不仅把琴、棋、书、画看成是把握人生的一种艺术技能，更看成是个体有限生命诗意生存中的高妙境界。但是进入现代性话语以来，现代中国书画和西方世界艺术趣味的冲突日益加大，在全球西化的文化偏见中，东方境界正在被不断贬抑和自我轻视，进而在当代生活中与西方流行文化相比似乎无足轻重。

中国书法的本质特征是向姊妹艺术吸取了本体精神，即草书线条流动的音乐化和正书体势结构张力的空间化。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无疑是草书，草书的音乐化使得它在时间上暗合了人的身心合一性于书法的起承转合中，音乐化使得书法具有时间本体的精神延伸，在这延伸过程中书者坐忘而获得精神沉醉之乐！当张芝、王羲之、张旭、怀素在酣畅淋漓的狂草后投笔仰天长叹时，谁能说他们在书法这一时间本体中没有触摸到生命短暂和血脉偾张的顿悟。而篆隶楷则更多表达张扬的是艺术空间，不仅是外在空间如摩崖石刻这类大的空间，而且是筋骨血肉的个体存在空间展示了中国文化空间的概念的复杂性，这在我们观赏的时候获得同形同构使得空间时间化和时间空间化了。这种时空一体的艺术不仅不应该自我贬损，而应该不断高扬其精神，并在当今中国促成一种文化复归和精神生态复兴。

文化是书画艺术的生命线。当代文人书法，从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到启功、沈鹏、欧阳中石，无一不是大学问家。当然民间书法中朴拙、童稚的一面也很有趣味，像敦煌民间书法的东西也应该吸收。但吸收和成为大师是两码事，比如酒是用粮食酿的，但是你不能拿出一粒谷子说它就是酒。这里有一个复杂的创造性转化工程、很多人把原始的资料直接变成最后的结果，是完全行不通的。

当前，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断层”：一些人坚持走现代派书法之路，一些人搞起了后现代派书法，还有人热衷于美国式的行为书法，当然也有人喜欢日本的少字数书法，这些都无可厚非，说明这是一个多元书法时代。但是，具有自身文化身份的中国书法，其主要维度还应该是经典书法，其次才是具有异域性的现代书法或后现代书法。“走近经典”意味着中国当代书法有一批人标举高妙艺术境界的书法维度，这种书法维度是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的精英文化表现。同时意味着，文化书法来自经典书法和民间书法的双重基因，并不断地从民间书法中吸收营养，使得民间书法与经典书法将达成良性的文化互动。

当汉字文化或汉语文化振兴而世界重新关注东方，当整个世界重新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时候，中国书法无疑将成为东方文化中最亮丽的一笔。正唯此，今天如果把书法仅仅局限在艺术范围内，那是文化视野狭窄所致，应该说，新世纪中国书法的新生命在于书法的文化根基上，正是东方文化的厚重才能使书法形式上获得意味，在重新伸张自己的文化权利中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摘编自王岳川《文化是中国书画的生命线》）

政德，即为政之德，既指以德作为治国的原则，也指为官者应具有的德行。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认识，在政德教育实践中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遗产。此后，政德思想经由历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的不断丰富，贯穿于学术研究、人生修养、治国实践等方方面面，嵌入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在实践中，历朝历代通过家训教化、学校教育、公文诏书等形式，传播政德思想，对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作用。

家训教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家训有十余万种。家训的内容涉及修身处世、为学为政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大量政德教育的内容。如，诸葛亮告诫子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认为要“以行为教”“以学为教”“以身为教”。他写的《颜氏家训》要求子女勤学、自律、重义、务实。“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旁人有益处，不能只会高谈阔论，否则就会浪费国家资财。

教育考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密不可分，为学的目的在于成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担当治国、平天下使命的君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汉唐以来，无论官学、私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国家选任官僚也以修习儒家经典所达水准为主要标准。正己修身、清廉为官、重义轻利等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的经典研读和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内化为即将入仕者的君子人格。此外，历代帝王也经常用策试、考试的方式促使为官者时刻坚守政德。秦代的《为吏之道》中就包含了要求官吏忠诚、清廉、审慎、喜善、恭敬的内容。汉代察举科目中包含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其要义就是“公、能、智、勇”等道德标准。唐代吏部有考功司，以“德义”“清慎”“公平”“恪勤”所谓“四善”来考核从政为官道德。

公文诏书。西周时期，周公吸取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修德配命”的观点。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修德性行德政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帝王大臣往往将政德教化寓于传达政令的公文诏书中。汉唐以来，很多皇帝诏旨及政府文告中都包含阐述君民关系、以民为本等德治理念，品评官员道德品行等政德方面的内容。比如，汉文帝《匈奴和亲诏》：“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陈情表》极陈孝亲之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陈情表》感动了晋武帝，也成为后世培养官员“孝”“忠”德性的教科书。唐太宗在《命皇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诏》中先肯定太子李治“忠孝成德，志业光茂”，而后才是任命的内容。

(摘编自鄯爱红《中国古代如何进行政德教育》)

材料一：

一般情况下，数字人文都被理解为以数字技术为方法，研究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数字”是方法，“人文”是对象。这种理解固然没错，但并不全面，原因在于，它只是将“人文”作为研究的对象来看待，忽略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而主体性是人文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更强调人文研究中的“个性”“特色”以及研究者“情感”“悟性”等因素在研究活动中的介入。数字人文研究作为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的跨学科结合，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趋向：其一是“人文研究数字化”，即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问题；其二是“数字技术人文化”，即以人文方式发展数字技术，让数字更人文。

作为研究方法的数字人文，其模式是将文化经典视为可编码的信息，将日常生活转换为可追溯的数据，将价值体系打。上可识别的标签，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文本形态。数字人文研究者就是基于这一可视化的文本展开意义阐释。如果说那些作为“事实本身”的经典文献和行为活动相当于人文研究的“原初文本”的话，那么，经过数字人文方式处理过而形成的新的文本形态则是“次生文本”。相对于“原初文本”来说，“次生文本”毕竟与研究者之间“隔了一层”，需要充分调用研究者对“原初文本”的认知、对相关理论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个人感性经验的体悟等。“次生文本”是寄生于“原初文本”的，但又对“原初文本”进行了数据化处理。这一过程本身就已包含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次生文本”既可能是对“原初文本”的抽象化还原，也有可能包含着对“原初文本”的颠覆性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将会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人文研究的层次和内涵，成为人文研究的延伸和补充。

数字人文研究在知识产生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比传统的人文研究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它需要研究者拥有传统人文研究“说文(文本)解字(文字、图像等符号)”的能力，能够通过文献处理、文本分析和意义阐释，完成对相关信息的阅读和观看，进而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感性经验和个人判断；另一方面，它还需要研究者拥有数字人文研究“看图(可视化图形)识字(数字、数据等信息)”的能力，能够从“次生文本”的各种图式、图形、符号、数字等信息中，形成对原初文本的意义挖掘和价值判断。进而，将两种研究方法做出的分析进行对比、参照，展开“原初文本”和“次生文本”之间交叉性质的反思性分析。

当然，以上两个特点的分析都建立在数字人文研究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基础上，初级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化”和“文献化”比重偏大，根本特点是在“人——机”关系中“人”的因素还处于支配性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方法也会不断地升级换代，“人——机”关系也会出现“人”的因素支配性作用不断下降，甚至出现“机”对“人”的控制和替代的可能。这也使得一些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常常抱有一种本能的敌意，认为这一研究隔绝了研究者面对“原初文本”的感性经验，将人文研究认知、理解、阐释和判断的权力让渡给了计算机软件程序。究其原因其实是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的双重误判：第一重误判是对数字人文方法目前只能应用于人文研究初级阶段的蔑视，另一重误判则是受当前各种科幻大片渲染的超级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后人类”“超人类”甚至“反人类”的技术恐慌。其实，我们对待数字人文的最好态度，既不是拥抱，也不是逃离，而是真诚的握手。

(摘编自曾军《数字人文的人文之维》)

材料二：

数字的技术、工具和媒介确实为数字人文学术研究与传播方式带来了机遇，但同时数字人文面临的挑战也已显现，它的发展无疑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思维方式。

王涛教授表示，数字人文与传统历史研究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数字人文不是为了取代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而是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跨界合作的思路。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会被抛弃，而是在“历史学的方法库存”中，又添置了一个新的设备而已。数字人文的方法和理念是为了解决真实存在的历史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追求虚幻的高科技。

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数字技术不仅仅是方法的改变，还提出了更为本质的问题，如哪些对象可以被数字化，哪些对象无法被数字化。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能够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划出一条界限：意义本身不可数字化，可数字化的是意义之外化物和遗留物。以《梵高的鞋》为例，这幅画能够数字化为数字作品，但是其原始的光晕却无法数字化。如此，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让研究者面对一个三元难题：无法被数字化之物、能够被数字化的原始事实与被建构出来的数字事实的关系。这一难题的存在意味着将数字技术理解为工具是不足的，需要加以超越。

数字人文的核心是“人文”，着眼于人类生存意义这一终极的人文问题，数字人文研究需要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在这个充满了活力的领域，数字人文学者不能再单兵作战，而应加强协作，加强跨界合作创新，并提倡文化批评，以此包容不同形式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方法，提升数字人文的学术能力。

(摘编自杜娟、刘慧慧《“数字”打开“人文”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