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们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而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多少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的窗子“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造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就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从艺术角度而言，木结构的长处在于群体布局，中国建筑的美就隐蓄在群的内部，需要周览全局才能呈现。它鄙视一目了然，不屑于急于求成，因而也更加含蓄，更为内在。就建筑单体美而言，中国建筑也不同于西方之注重外形的奇诡新巧、变化多端，而更多地存在于体、面、线、点的组合，显示的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总的来说，中国建筑在气质上更重精神，重意境；西方建筑则重物质，重外观。前者是群体的统一，内在而含蓄；后者是单体的突出，外在而暴露。这个区别，可从另一角度即中国人和西方人审美趣味的不同再加发挥，简言之，前者具“绘画”之美，后者则更多带有“雕刻”的意味。

西方建筑的出发点是面，完成的是团块状的体，具有强烈的体积感。中国建筑的出发点是线，完成的是铺开成面的群。以绘画作比，群里的廊、墙、殿、台、亭、阁以及池岸、曲栏、小河、道路等，无非都是些粗细浓淡长短不同的“线”。欣赏西方建筑，就像是欣赏雕刻，它本身是独立自足的，人们围绕在它的周围，其外界面就是供人玩味的对象。在外界面上开着门窗，它是外向的、放射的，欣赏方式重在“可望”。而中国的建筑群却是一幅“画”，其外界面是围墙，只相当于画框，没有什么表现力，不是主要的欣赏对象。对于如此之大的“画面”来说，人们必须置身于其中，才能见到它的面貌，所以不是人围绕建筑而是建筑围绕人。中国的建筑是内向的、收敛的，其欣赏方式不在静态的“可望”，而在动态的“可游”。人们漫游在“画面”中，步移景异，情随境迁，玩味各种“线”的疏密、浓淡、断续的交织，体察“线”和“线”以外的空白（庭院）的虚实交映，从中现出全“画”的神韵。

中国建筑单体当然也具有体积感，但它不是独立自在之物，只是作为全群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就像中国画中任何一条单独的线，如果离开了全画，就毫无意义一样，建筑单体一旦离开了群，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根据。

（摘编自萧默《从中西比较见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性格》）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的文明形态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这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史上的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五大文明建设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内在一致性，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方略和重大任务。

以五大文明建设为标志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伟大创造。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到提出建设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再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从“小康社会”到“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涵盖政治文明在内的“三个文明”，再到涵盖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五个文明”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胆识和实践本色。

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程中，文化自信鲜明展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成为五大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要支点、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源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们党100年来所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已深深地融入到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之中，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美学风范，使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思想引领、美学价值和智力支持。

五大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统筹协调推进，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相生、融通共荣的思想和智慧。五大文明建设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永续运动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运行系统。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丰富和深湛的整体辩证法思想，强调“物无孤立”“大道无垠”的互联整体观，“万物皆化”“变不失常”的发展变化论，“物生有两”“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说，“执两用中”“中和为用”的中庸和谐观，反对死板教条，提倡“当为”，与时俱进，锐意革新。五大文明建设是相互协调、相互共进的系统发展，“五位一体”之“一体化”思维和战略，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锦绣前程，既造福中国，又惠及世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李明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文化特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金文中“勇”主要有两种写法，强调的是力大敢为和勇武。在篆文中，“勇”出现了新的写法，即从甬从心。可见，勇作为一种评价，开始向人的心理意志方面延展，不仅指人的行为勇武，还指人的意志强大。上古时期人类最主要的活动是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以及群体之间的斗争，勇德最主要的内涵是开辟生存空间和战争中的勇武。勇德最初是个体克服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的品质，是一种用于斗争和生存竞争的自然德性。

在先秦时期，勇德有很高的地位，勇是坚守“义”所不可缺少的德性。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不仅如此，孔子还将仁、智、勇三者并举，视此三者为君子人格所必备的三要素——“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但孔子在重视勇德的同时，也对勇德进行了明显的限制。比如，《论语·阳货》有云：“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似乎把勇视为一种没有特定道德价值指向的能力，勇就是“不惧”，为善和为恶的“不惧”都可以称作勇。可见，在孔子这里，勇德不能独自构成一种伦理德性，仍属于自然德性。

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重构，使之具有道德内涵，成为独立的伦理德性。孟子的做法是对勇德进行分类，明确地区分“小勇”和“大勇”：前者是基于一己之私产生的自然情感反应，是纯粹的、自发的情感冲动，没有自觉的道德目的；后者是基于道义而生发出来的道德情感及行为反应，是以道义知识和道德情感为基础的自觉选择，具有明确的道德意义。可见，孟子所言的“小勇”属自然德性，“大勇”属道德德性。

荀子对勇的意义划分更为细致：“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此三者，或浑不知义，或见利忘义，或死而不义，只有“士君子之勇”才是“见义勇为”，乃道德之勇。孟子和荀子分别对勇进行了大小之分和贵贱之分，其划分标准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只有合乎道义的勇才配称作勇德。

虽然孟子和荀子对勇德进行了道德化的重构，但他们总体上仍然是承袭孔子对勇的一个基本理解，即不惧危险，而且把勇德局限于一种政治生活中维护道义的德性。至宋明时期，理学家保留了先秦儒家对勇德的阐释，同时又赋予勇德更加积极的意义，对勇有了新的理解，勇德不仅是一种包含道义内涵的道德德性，更是一种成就道德自我的“为已之德”。陆九渊认为达致仁者的困难在于“已私难克，习俗难度越耳”“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可见，在理学家这里，勇德被用于整个道德生活，是摆脱积习和不当私欲的束缚、坚守道德信仰、成就理想人格的刚强意志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勇气。

（摘编自赵永刚《勇德培养的三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