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

孙犁

1939年，冀中解放区小麦黄梢的时候。

二梅在街上来回地吹着笛子。青年妇女们一个一个从自家大门里走出来。她们站在那新刷写上晋察冀边区“双十纲领”的高房下面的大槐树树阴里。她们简直是挤在一块儿，手里的铲镐碰得叮当乱响，还夹着清脆的说笑声。队伍站得整整齐齐，风吹动树枝筛下的阳光，在她们的头上、衣服上游动，染成各色各样的花。二梅站在队前问：“你们拿着家伙干什么呀？”“挖沟！”大家一齐大声地回答。

“对了。驻在咱村的队伍，今天下午去打击敌人，这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麦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把接村路挖通！”二梅用高粱秆分好段，用铁铲划上印，说：“来吧，两个人挖一段，一把铁铲一把镐。”

队上的指导员从一块麦地里走出来，后面跟着个背大枪的矮个子通讯员。在村里住长了，他认识二梅。他说：“部长领导得好，真积极！”二梅也直起身子笑着说：“指导员，我们弄好了路，你们抓不住鬼子，叫他们冲过来，我们可批评你！”指导员说：“好，好，好。你听枪响吧！”指导员穿进另一块麦地，他的衣服和麦子一个颜色，麦穗打到他腰里。那个通讯员却淹没在麦地里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枪口露在外头。不久，这枪口也消失不见了，一只布谷鸟像是受了惊，慌慌张张地从东边飞过来，一声连着一声叫着：“莫黄莫割——莫黄莫割！”

“嘎勾——”东边响了一声枪。妇女们拖着铁镐和铲从道沟里跳上来，向东边张望。枪声响得越来越密，越来越急，也越来越近了。二梅的脸有些青白。东边卷起了一团烟，罩住了金黄的麦子。机枪声、炮声，好像压低了那里的麦子。炮弹炸碎我们的土地，土地飞到半天空，那里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黄的麦穗！二梅知道这是敌人的炮，在那里作战的同志们是不是受了伤呢？她喊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傻站着了，快回家抬担架，预备鸡蛋和水！”

当她们抬了几副担架回来，枪声停了，那一团烟也远了。但是枪声很响很急，二梅知道这是我们的军队追赶敌人了。她们很快向那里跑去。我们的军队把敌人赶回窝里，才停下来。二梅她们抬回受伤的指导员和他那矮矮的通讯员。这两个同志去夺敌人的重机枪，受了伤。她们把夺来的重机枪也放在一副担架上，还空着一副担架。她们回来，路过二梅家的地边，爷爷正靠在一个捆了牛腰粗的大麦个上等候，他担心他的孩子，眼望着东边的路。二梅说笑着回来了，看见爷爷，她说：“把麦个放在担架上，我们给你抬回去！”老头子听了孙女儿的话，真的把麦个放在担架上，飞快地往村里去了。

第一副担架上是指导员，第二副担架上是通讯员，第三副担架上是重机枪，第四副担架上是麦子。老头子跟在后面，打着火抽着烟。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到远远的西山里去了，在它上面是一团团千变万化的云彩——那在老人眼里，是一只虎，一只豹，一匹飞马，一只老鹰。

晚上，奶奶又把饭放在那里，小桌上却有了白面饼。爷爷回来，二梅回来。奶奶说：“你今儿个更有功了，奶奶给你烙了白面饼，快点吃！”二梅说：“有功的是人家队伍上的人，有功的是指导员和通讯员，人家夺了敌人一挺重机枪，受了伤，先慰劳他们吧！”二梅带了自家的饼还有别人家的鸡蛋到指导员那里去，指导员和通讯员的伤口全包扎好了，躺在院当中月亮地里的软床上。

田野里是收割麦子和打场的声音，风吹来薄薄的小麦的香味。二梅和她的两个小组长站在受伤人的床前，念着妇救会的慰问信。二梅又念了她自己的慰问信。她念着，她述说自己原是这样一个孩子，从小没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长到十五岁。八路军来了，是正好的年岁，赶上了正好的年岁。这样她就不再走奶奶的路，娘的路。一条完全崭新的路，在她眼前打开了。她的声音是那么庄严、热情和诚恳，感动得受了伤的人硬支起身来，严肃地听着。

(选自《孙犁作品精编》，有删改)

清水洗尘

礼镇的人每年只洗一回澡，就是在腊月二十七这一天，而郑家则把洗澡时烧水和倒水的活儿分配给了天灶。天灶从八岁起就开始承担这个义务，一做就是五年了。

天灶住的屋子被当成了浴室。火墙烧得很热，屋子里的窗帘早早就拉上了。天灶家洗澡的次序是由长至幼，老人、父母、最后才是孩子。爷爷未过世时，他是第一个洗澡的人。他洗得飞快，一刻钟就完了，澡盆里的水也不脏，于是天灶便就着那水草草地洗一通。天灶洗澡时母亲总要在外面敲着门说：“天灶，妈帮你搓搓背吧？”

“不用！”天灶像条鱼一样蜷在水里说。

“你一个人洗不干净！”母亲又说。

“怎么洗不干净？”天灶便用手指撩水，使之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仿佛在告诉母亲他洗得很卖力。

“你不用害臊。”母亲在门外笑着说，“你就是妈妈生出来的，还怕妈妈看吗？”

天灶便在澡盆中下意识地夹紧了双腿，他红头涨脸地嚷，“你老说什么？不用你洗就是不用你洗！”

天灶从未拥有过一盆真正的清水来洗澡。因为他要蹲在灶台前烧水，每个人洗完后的脏水还要由他一桶桶地提出去倒掉，所以他只能见缝插针地就着家人用过的水洗。那种感觉一点也不舒服，纯粹是在应付。而且不管别人洗过的水有多干净，他总是觉得很浊，进了澡盆泡上个十几分钟，随便搓搓就出来了。他也不喜欢把他的住屋当成浴室，弄得屋子里空气湿浊，所以今年一过完小年，他就对母亲说：“今年洗澡该在天云的屋子里了。”

天云当时正在叠纸花，她气得一梗脖子说，“为什么要在我的屋子？”

“那为什么年年都非要在我的屋子？”天灶同样气得一梗脖子说。

“你是男孩子！”天云说，“不能弄脏女孩子的屋子！”天云振振有词地说，“而且你比我大好几岁，是哥哥，你还不让着我！”

家人便纷纷笑起来。自从爷爷过世后，奶奶在家中很少笑过，她听了天灶的话后也使劲地笑了起来。

奶奶第一个洗完了澡。天灶的母亲扶着颤颤巍巍的她出来了。奶奶嘘嘘地喘着粗气经过灶房回她的屋子，她见了天灶就说：“你烧的水真热乎，洗得奶奶这个舒服，一年的乏算是全解了。你就着奶奶的水洗洗吧。”

母亲也说：“奶奶一年也不出门，身上灰不大，那水还干净着呢。”

天灶并未搭话，他进了自己的屋子，吃力地搬起大澡盆，把水倒进脏水桶里，然后抹了抹额上的汗，提起桶出去倒水。路过灶房的时候，奶奶还没有回屋，她见天灶提着水出来了，就张大了嘴。

“你嫌奶奶——”她失神地说。

天灶什么也没说，他拉开门出去了。外面又黑又冷，他摇摇晃晃地提着水来到大门外的排水沟前。冬季时那里隆起了一个肮脏的大冰湖，许多男孩子都喜欢在冰湖下抽陀螺玩，他们叫它“冰嘎”。

天灶看见冰湖下的雪地里有个矮矮的人影，他躬着身，似乎在寻找什么，手中夹着的烟头一明一灭的。“天灶－”那人直起身说，“出来倒水啦？”

天灶听出是同班同学肖大伟，便一边吃力地将脏水桶往冰湖上提，一边问：“你在这干什么？”

“天快黑时我抽冰嘎，把它抽飞了，怎么也找不到。”肖大伟说。

“你不打个手电，怎么能找着？”天灶说着，把脏水“哗－”地冰湖的尖顶当头浇下。

“这股洗澡水的味儿真难闻。”肖大伟大声说，“肯定是你奶奶洗的！”

“是又怎么样？”天灶说，“你爷爷洗出的味儿可能还不如这好闻呢！”

肖大伟的爷爷瘫痪多年，屎尿都得要人来把，肖大伟的妈妈已经把一头乌发侍候成了白发。

“你今年就着谁的水洗澡？”肖大伟果然被激怒了，他挑衅地说，“我家年年都是我头一个洗，每回都是自己用一盆清水！”

“我自己也用一盆清水！”天灶理直气壮地说。

“别吹牛了！”肖大伟说，“你家年年放水时都得你烧水，你总是就着别人的脏水洗，谁不知道呢？”

“我告诉你爸你抽烟了！”天灶不知该如何还击了。

“我用烟头的亮儿找冰嘎，又不是学坏，你就是告诉他也没用！”

天灶只有万分恼火地提着脏水桶往回走，走了很远的时候，他又回头冲肖大伟喊道：“今年我用清水洗！”天灶说完抬头望了一下天，觉得那道通的银河“刷”地亮了一层，仿佛是清冽的河水要倾盆而下，为他除去积郁在心头的怨愤。

奶奶的屋子传来了哭声，那苍老的哭声就像山洞的滴水声一样滞浊。

天灶拉开锅盖，一舀舀地把热水往大澡盆里倾倒。这时天灶的父亲过来了，他说：“看你，把奶奶惹伤心了。”

天灶没说什么，他往热水里又对了一些凉水。他用手指试了试水温，若是父亲洗，恰到好处，他喜欢凉一些的；若是天云或者母亲洗，就得再加些热水。

“该谁了？”天灶问。

“我去洗吧。”父亲说，“你妈得陪奶奶一会儿。”

天灶把锅里的水填满，然后又续了一捧柴禾，就悄悄离开灶台去奶奶的屋门前偷听她絮叨些什么。母亲说：“天灶这孩子不懂事，妈别跟他一般见识。”

奶奶边哭边说：“当年全村的人数我最干净，谁不知道哇？我要是进了河里洗澡，鱼都躲得远远的，鱼天天呆在水里，它们都知道身上没有我白，没有我干净……”

天灶忍不住捂着嘴偷偷乐了。

一直到大家洗完了，天灶还在饶有兴致地烧水。这时母亲走过来问他：“还烧水做什么？”

“给我自己用。”

“你不用你爹的水？”

“我要用清水。”天灶强调说。

母亲没再说什么。天灶笑了，他拨了拨柴禾，再次重温金色的火星飞舞的辉煌情景。在他看来，灶炕就是一个永无白昼的夜空，而火星则是满天的繁星。这个星空带给人的永远是温暖的感觉。锅里的水开始热情洋溢地唱歌了。

天灶关上屋门，把灯关掉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轻轻拉开窗帘，然后返身慢慢进进入澡盆。他先进入双足，热水使他激灵了一下，但他很快适应了，他随之慢慢地屈腿坐下，感受着清水在他的胸腹间柔曼地滑过的温存滋味。天灶的头搭在澡盆上方，他能看见窗外经久不息的星星。他感觉那星星已经穿过茫茫黑暗飞进他的窗子，落入澡盆中，就像淡黄色的皂角花一样散发着清香气息。

节选自迟子建《清水洗尘》有删改

暮鼓

铁凝

日落之后，天黑以前，她要出去走路。一天的时光里，她尤其喜欢这个段落。日落之后，天黑以前，是黄昏。

她穿上薄绒衣和哈伦裤，换上走路的鞋，出了家门。她有些自嘲地暗想，她要保持整体的青春感。至于下巴的松懈或者鼻梁旁边的几粒雀斑，其实无碍大局。当一个六十岁的女人敢于穿着质地柔软、裤角裹腿、裤裆却突然肥坠以模糊臀部的哈伦裤出行时，谁还会注意她脸上的雀斑呢。

她走上柿子林边的这条小马路时，发现马路对面，一个老者几乎正和她齐头并进。老者拖着一把平头铁锨，铁锨和柏油路面摩擦出刺啦、刺啦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噪音。他为什么不把铁锨扛在肩上呢？她心里有点抱怨，由不得偏过脸扫了一眼老者——这老头！她心说。

路灯及时地亮起来，在她斜后方的老头停住脚，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和火柴，仿佛是路灯提醒了他的抽烟。他将铁锨把儿夹在胳肢窝底下，腾出手点着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大口。借着路灯和老头点烟的那一忽儿光亮，她看见老头的齐耳短发是灰白色的中分缝，皱纹深刻的没有表情的脸木刻一般。他咳着喘着向路边半人高的冬青树丛里吐着痰，确切地说，是向那树丛吼着痰，费力地把喉咙深处的痰给吼出来。那吼是疙疙瘩瘩低沉、粗粝的吼，犹如老旧的轮胎隆隆碾轧着碎石。

她闻见一股子花椒油炝锅的白菜汤味儿，网球馆工地正在开饭。她看见一个体形壮实的工人正朝她和老头这边张望，望了一阵，就扑着身子快步朝他们走来。当他和他们相距两三米的时候，她看出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听他急切地高喊起来：“妈！妈！”他喊着“妈”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

她下意识地扭头向后看，路上没有别人。他是在喊她吗？他错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或者她竟然很像这位施工队成员的妈？

这个端着空饭盆的年轻工人，就见他很确定地走到老头跟前，从他手里接过铁锨，又叫了一声“妈”，他催促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老头”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不急不火的，由着儿子接过了铁锨。

她从年轻人浓重的中原口音里，听出焦急和惦记。他的头发落满了白灰和水泥粉末，接近了老头——不，应该是他的妈那齐耳乱发的颜色。

那么，他没有把身穿哈伦裤的她错认成自己的妈，他是在管那老头叫“妈”；那么，她一路以为的老头并不是个老头，而是个老太太，是——妈。

年轻人扛着铁锨在前，引着他的妈往一盏路灯下走，那儿停着一辆为工地送饭的“三马子”，车上有一笸箩馒头和一只一抱粗的不锈钢汤桶，白菜汤味儿就从这桶里漾出。母子二人舀了菜汤，每人又各拿两个大白馒头，躲开路灯和路灯下的“三马子”，找个暗处，先把汤盆放在地上，两人就并排站在路边吃起晚饭。

她佯装在近处溜达，观察着从容、安静地嚼着馒头的这对母子，怎么看也更像是一对父子。路边的年轻人很快就把饭吃完，从地上端起妈那份菜汤递到她手上。妈吃完馒头喝完汤，拍打拍打双手，在裤子两侧蹭蹭，从肥大中山式上衣的肥大口袋里掏出两只壮硕的胡萝卜，递给儿子一只，另一只留给自己，好比饭后的奖赏。

她看见儿子拿着萝卜，和妈稍做争执，要把自己手中那个大些的塞给妈，换回妈手里那个小一点的。妈伸出举着萝卜的手挡了挡儿子，便抢先咬下一大口，很响地嚼起来。儿子也就咬着手中那大些的萝卜，很响地嚼起来。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那两根在他们手中晃动的胡萝卜格外显出小火把似的新鲜光亮，以及一股脆生生的精神劲儿，让她想起在她的少年时代，夜晚的交通警察手中那发着荧光的指挥棒。

会所传来一阵鼓声，是某个庆典或者某场欢宴开始了。会所的承包商早年是太行山区农民鼓队的鼓手，村里的喜事、镇上县上的赛事都少不了那鼓队。如今他将一面一人高的牛皮大鼓引进美优墅会所金碧辉煌的大堂，屏风似的竖在一侧，让擂鼓成为一些仪式的开场白，让仪式中身份最高的人手持鼓槌击鼓，如同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鸣锣。

她对会所的鼓声并不陌生，她和家人都在会所举办或者参加过这种仪式。虽然，和旷野的鼓声相比，圈进会所的鼓声有点喑哑，有点憋闷，好比被黑布蒙住了嘴脸的人的呐喊。但鼓声响起，还是能引人驻足的。她望望那路边的母子，他们仍然站在黑暗中专注地嚼着胡萝卜，对这近切的鼓声充耳不闻。

她迎着鼓声往回家的路上走，尽可能不把自己的心绪形容成无聊的踏实。也许鼓声早已停止，她听见的是自己的心跳。世间的声响里，只有鼓声才能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