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持彩练当空舞

熊召政

老远我就看到那棵大樟树了。那是怎样的一棵樟树啊，它的主干比碾盘还要粗壮。枝盘曲着伸向天空，每一根都分明留下铁打铜铸的英雄气，树上所有的叶子都葱绿、晶亮，它们密密簇簇，横拓出去，遮盖了村落前大半个稻场；填满叶与叶之间缝隙的，不仅有被春雨洗亮的阳光，更有比田间的蛩声更为轻盈的鸟鸣。

这棵大树后面，是一栋江南常见的白墙青瓦的古民居，一种四水归堂的泥砖建筑。从墙上的铜牌可知，这是当年毛泽东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的旧居。

我们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战场上的风景往往如诗如画。就像这栋位于瑞金叶坪的伟人住过的古民居，无论是它瓦檐上苍郁的针菲，还是泥墙上被风雨剥蚀的苔痕：无论是它天井里潮润的细沙，还是瓦脊上等待炊烟的雨燕，给予我的都是恬淡的乡村牧歌之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对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指挥若定，他以浓得化不开的战场硝烟为墨，写下这样的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从这激战之后的诗句来看，伟人自有伟人的胸襟，伟人自有伟人的浪漫。在诗人眼中，历史总是充满诗意。

走出这所房子，我站在大樟树下。突然，不知什么地方的广播放起了《十送红军》。尽管当地人说，这首歌唱得失去了赣南的韵味，已经不是乡音了，但我仍在这略带忧伤的旋律中，领略到七十年前那些浸在血水与泪水中的记忆。

毛泽东在这棵大樟树下骑上战马，迈向重重关山；八万多红军在这片土地上启程，在乡亲们期盼与炙热的眼光中，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长征。

我的家乡是另一片苏区，红军战士头上的八角葵帽，成为我童年记忆中不可亵渎的神圣图腾。神圣可以沉眠，但不会消失。此刻我站在这棵大樟树下，听完《十送红军》后，忍不住四下张望：与漠漠水田上的白鹭一起飞扬的战旗呢？在青石板上驰过的马蹄呢？它们都去了哪里？

我常说，如果我早生半个世纪，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作家。几乎不用置疑，多血质的我，肯定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羡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民族的史诗。一支笔比之一杆刺破黑暗的长枪，一本书比之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毕竟分量太轻，太轻。

十送红军，送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多少个苏区的母亲啊，在漫漫长夜里，他们纺车上的手柄，一次又一次摇圆了中天明月，但总不能摇圆她们无尽的思念。那永远不能收回的，村口送别的目光啊，又怎能穿透二万五千里的重重阴霾？雪山草地，沼泽荒漠，一寸一寸，不仅沾满了战士的血，也沾满了亲人的泪。

纵览历史，我们可以说，所有通往天堂的路，都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一个人扭转乾坤的能力，取决于他化腐朽为神奇、化苦难为诗情的禀赋。历史拒绝呻吟，但历史不拒绝浪漫。毛泽东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吟唱“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是何等的想象力啊！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如虹豪气，为我们的民族炼出了一条魅力四射的彩练。

彩练初出，赣水那边红一角：彩练当空，神州大地舞翩跹！炮火不能烧毁它，风雨不能摧残它。当这条彩练飞过于都河，飞过金沙江，飞过娄山关，飞过乌蒙山，飞过南国的雾，飞过北国的雪，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这一条彩练，竟是一条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我们的红军，我们餐风饮露、百折不挠的中华儿女。

物换星移，历史的烽烟早化作大地上的虹霓，我们也只能从竟夜的春风、从山间的鸟啼来谛听烈士们的呼吸。但是七十年前的那棵老树，还是那么苍翠欲滴，这是因为它的根须，始终抓住了泥土；七十年前的那条彩练，还在我们的仰望中飘舞，这是因为民族的精气还在。对于我们来说，长征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种奋进的象征，还是一只正在吹响的号角，一首还没有完成的史诗。

(摘自熊召政散文集《历史的驴友》)

高速的联想

余光中

那天下午从九龙驾车回马料水，正是下班时分，大埔路上，高低长短形形色色的车辆，首尾相衔，时速二十五英里。一只鹰看下来，会以为那是相对爬行的两队单角蜗牛，单角，因为每辆车只有一根收音机天线。不料快到沙田时，莫名其妙地塞起车来，一时单角的蜗牛都变成了独须的病猫，废气暧暧，马达喃喃，像集体在腹诽狭窄的公路。俯瞥仪表板上，从左数过来第七个蓝色钮键，轻轻一按，我的翠绿色小车忽然离地升起，升起，像一片逍遥的绿云，牵动多少愕然仰羡的眼光，悠悠扬扬向东北飞逝。

那当然是真的：在拥挤的大埔路上，我常发那样的狂想。我爱开车。我爱操纵一架马力强劲、反应灵敏、野蛮又柔驯的机器，我爱方向盘在掌中微微颤动、四轮在身体下面平稳飞旋的那种感觉，我爱用背肌承受的压力去体会曲折起伏的地形山势，一句话，我崇拜速度。以运动的速度而言，自诩万物之灵的人类是十分可怜的。褐雨燕的最高时速，是二百九十点五英里。狩猎的鹰在俯冲下扑时，能快到每小时一百八十英里。比赛的鸽子，有九十六点二九英里的时速。兽中最迅速的选手是豹和羚羊：长腿黑斑的亚洲豹，绰号“猎豹”者，在短程冲刺时，时速可到七十英里，可惜五百码后，就降成四十多英里了；叉角羚羊奋蹄疾奔，可以维持六十英里时速。和这些相比，“动若脱兔”只能算“中驷之才”：英国野兔的时速不过四十五英里。“白驹过隙”就更慢了，骑师胯下的赛马每小时只驰四十三点二六英里。人的速度最是可怜，一百码之外只能达到二十六点二二英里的时速。

可怜的凡人，奔腾不如虎豹，跳跃不如跳蚤，游泳不如旗鱼，负重不如蚂蚁，但会创造并驾驭高速的机器，以逸待劳，不但突破自己体能的极限，甚至超迈飞禽走兽。高速，为什么令人兴奋呢？生理学家一定有他的解释，例如循环加速、心跳变剧等等。但在心理上，至少在潜意识里，追求高速，其实是人与神争的一大欲望，地心引力是自然的法则，也就是人的命运，高速的运动就是要反抗这法则，虽不能把它推翻，至少可以把它的限制压到最低。赛跑或赛车的选手打破世界纪录的那一刹那，是一闪宗教的启示，因为凡人体能的边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人进一步，便是神退一步，从此，人更自由了。

若论紧张刺激的动感，高速运动似乎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凭情的机械愈多，和自然的接触就愈少，动感也就减小。赛跑，该是最直接的运动。赛马，就间接些，但凭借的不是机械，而是一匹汗油生光、肌腱勃怒、奋鬣扬蹄的神驹。最间接的，该是赛车了，人和自然之间，隔了一只铁盒，四只轮胎。不过，愈是间接的运动，就愈高速。这对于生就低速之躯的人类说来，实在是一件难以两全的事情。其他动物面对自己天生的体速，该都是心安理得、受之怡然的吧？我常想，一只时速零点零三英里的蜗牛，放在跑车的挡风玻璃里去看剧动的世界，会有怎样的感受？

香港是一个弯曲如爪的半岛，旁边错落着许多小岛，地形分割而公路狭险，最高的时速不过五十英里，一般时速都在四十英里以下，再好的车再强大的马力也不能放足驰骋。蜗步在一串慢车的背影之后，常想念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和西南部沙漠里，天高路邈，一车绝尘，那样无阻的开阔空旷。

更念烟波相接，一座多雨的岛上，多少现代的愚公，亚热带小阳春的艳阳下在移山开道，开路机的履带轧轧，铲土机的巨螯孔武地举起，起重机碌碌地滚着辘轳，为了铺条巨毡从基隆到高雄，迎接一个新时代的驶来。那样壮阔的气象，四衢无阻，千车齐毂并驰的路景，郑成功、吴凤没有梦过，阿美人、泰雅人的民谣从不曾唱过。我要拣一个秋晴的日子，左窗亮着金艳艳的晨曦，从台北出发，穿过牧神最绿最翠的辖区，腾跃在世界最美丽的岛上；而当晚从高雄驰回台北，我要驰限速甚至纵一点超速，在亢奋的脉搏中，写一首现代诗歌咏带一点汽油味的牧神，像陶潜和王维从未梦过的那样。

更大的愿望，是在更古老更多回声的土地上驰骋。中国最浪漫的一条古驿道，应该在西北。最好是细雨霏霏的黎明，从渭城出发，收音机天线上系着依依的柳枝。挡风窗上犹浥着轻尘，而渭城已渐远，波声渐渺。《甘州曲》《凉州词》《阳关三叠》的节拍里车向西北，琴音诗韵的河西孔道，右边是古长城的雉堞隐隐，左边是青海的雪峰簇簇，白耀天际，我以七十英里高速驰入张骞的梦、高适岑参的世界，轮印下重重叠叠多少古英雄长征的蹄印。

一九七七年一月

（选自《余光中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有删减）

一座村庄的消失

杨小波

终于，我再次回到这座村庄，回到曾无数次往返留下我第一个脚印的村庄。但在我眼中，这座村庄只属于过去，它正在逐渐消失，这是一种真实而无可挽回的消失。时间的间隔让我每一次都能清楚地看见它向消失迈进的步伐，尽管那步伐细微得如一个人一天内的衰老。

当踏上柔软的泥地，一股亲切的气息差一点让我跌跪在地，虽然我早已对这次归来有了准备。沿着开满野花的小路，一步一步走近那绿树掩映的村庄，走近那清清池塘也盛不下的记忆时光。

田野的风裹挟着青青麦苗和金黄油菜花散发出的浓郁芬芳钻进鼻孔，瞬间涤净了我的五脏六腑。原谅我的粗心，我还从没仔细看过这片曾经无比熟悉的土地的颜色，一大片一大片的碧绿被一大块一大块的金黄整齐地划割，划割开碧绿与金黄的田埂上缀满青翠的草和连绵的小野花，间或露出一垄黄褐色的泥土，碧绿金黄尽头的村庄深藏在青葱森郁的树丛中。我也第一次发现绿竟有如此丰富的层次与差别，鹅黄浅嫩，过渡自然，独立鲜明，展现尽你能想像出的每一种差别的绿色。在这里，每棵树、每株草、每片叶都是一种独立的绿，绿得让人眼花，绿到你自身也仿佛要幻变成一片绿，一片浮在万绿丛中的叶。

村子里绿树依然蓬勃，可阻挡不住它的衰亡，像一个人那样的衰老死亡。不见了小时候攀爬过、粘过鸣蝉的棠梨树，新生出的刺槐树秧密密匝匝；在墙洞里掏过蜜蜂的泥墙已坍塌倾倒；环绕村庄曾让我整天都泡在清水里的池塘正裸露出碟子样的浅浅胸膛，仿佛一步就能跨过。那枯死的皂角树，渐被荒草湮埋的塘埂，淤塞欲平的沟渠——这不是记忆中的那个村庄。

随着一群又一群人如蒲公英种子般纷纷飘离村庄，村庄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直至消失。从此以后，村庄仅仅存活在那些飘落于另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蒲公英的记忆深处。

村子里很静，少见人影，尤其是年轻人，更少见十年内建成的房屋。我静静地走着，像行走在一个荒寂的古庙，偶尔听见一两声鸡鸣，遥远得如同是在梦中。女儿蹦蹦跳跳，奔向前方矮墙下卧着的大黑狗。我顿时头皮发紧、双腿软麻！那狗竟懒得睁开眼皮，只是有些无奈地掉转了一下脑袋。我简直怀疑它是否是一只狗。很难想像，若在十几年前，我们一行人的到来，村里早已是狗叫声连成一片。

迎接我们的大伯热情地端出烟茶瓜子。从他弯曲的身躯，我感受到了他像村庄一样的衰老。或许，他正是这座村庄的缩影。

站在村头，穿过层层碧绿和片片金黄，向东望去，紧依公路两侧，一片林立的黄墙红瓦，那是一个繁盛热闹的集镇。一座曾经的村庄，一座城市的童年，正与身后的村庄形成鲜明的对比。转过身，向西望去，是一座隆起的土丘，土丘上密布着一排排黄土堆垒的坟茔，整齐森然，芳草萋萋。

我想，一座村庄的消失，是不需要太多的注释与记录的；如果有，也只是在一群人的记忆中。同样，一座城市的兴起，也只是在一群人的记忆中，只不过，维系城市记忆的方式往往要依靠发黄纸页上的墨色的文字。坚硬平坦的水泥路面覆盖了一个曾经的村庄，其实，消失的只是一个关于村庄的记忆。或者说，村庄成长为一座城市。城市兴起于村庄，正如当初村庄诞生于荒野，脚下的荒野也许正掩埋着远古的都市。这只是一种替换，一种轮回，城市与村庄的区别只是时间。今天，正在消失的村庄是一座城市的昨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