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 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中，“节”也许并非处于核心地位；然而，由节之“象”所拓展出的丰厚意蕴则凸显了东方所固有的“象思维”品质极具代表性，值得探讨一番。

“节”首先表现为空间上的联结，有承上启下之作用——此由竹节之本义发出。“承上启下”，自然是关键要害处，故“节”可引申为关键：人们常言解决问题的节点、“紧要关节”，等等，皆由此出。

节在空间上的“联结”义，推而广之，则形成了诸多相关的词汇，用之于人体则有骨节、关节、肢节；用之于器物，则凡类此的事物亦多以“节”称之，如“多节虫”“八节火车”“三节文章”等。“节”坚固且无赘物，故“节”又可引申为简洁、节俭。《荀子.天论》中“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之节，即为节俭义——“节俭义”当由“固而无赘物”引申出。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时空一体，当将空间之“节”迁移于时序之时，“节”的含义又进一步得到拓展与丰富。《秋浦歌》曰“常恐秋节至”，杜甫云“好雨知时节”，其中之“节”即是维系过去与未来的“节”点。当然，此节点以阴阳之气的变化为标准。依古人，每年的时序可作此概括：由冬至到夏至，阳息(息者，长也)阴消；由夏至到冬至，阴息阳消；其中，春分、秋分则大致阴阳持平。由是，按照阴阳变化的节点，古人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节气者，气之节也，维系(联结)阴阳变化(时间)的关节点之谓也。当然，对于重大的节气譬如春节、中秋节等，人们是要隆重庆祝的，春节意味着万物复苏，预示播种的前奏；中秋节万物成熟，则是收获的标志。可见，节日与节气亦密切相关。

当“节气”转换为“气节”时，形下之“节”便超越了自然时空而进入伦理学的领域。“气节”，表征的不再是阴阳之气转换的节点，而是超越时空的、形上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节操。气者，浩然之气也；节者，静也(不变也)、硬也。气节，即保持浩然正气而不动摇，引申为意志坚不可摧。儒家伦理倡导的诸如忠孝节义、节操、名节、节烈皆作如是观，此取象于节之硬并化用之于道德人格。苏武持节不忘本心，为古人守节之典范。

促使“节”超越时空的因缘，在于它暗合了儒家五伦的德目：信。而最早对节之“信”、节之“符(合)”义进行探究的应始于《周易》的节卦。关于义理之节，尚秉和先生曾有如是解释：“节者，信也。言凡事皆有一定制节，不容改变。故君子以制度数，天地以成四时。天地节者，天地信也。”尚先生又云：“节者符也，以竹为之，各持其一，合之则为信。”

除了“信”义外，儒家之“节”尚有“中道”义，此为“节”之蕴含的又一次跃迁。“中道”乃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左传》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记载。朱自清先生则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古代注重礼节，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朱先生的结论是：“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中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是传统的‘中道’。”朱先生从史学的角度阐发“节”之中道义，亦不乏为一家之言。

(摘编自郭继明(说“节”》)

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动力是改革，而不是资本。要在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矛盾下开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片蓝海，然而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照搬传统工业化老路，简单把乡村变城市，把农民变工人，引发了许多问题。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仅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也为走出一条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城镇化面对的客体主要是7亿农民、200 多万个自然村。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和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要立足乡土社会内生的多样性来加强生态建设，在城乡统筹中推进城镇化。如果能够把投资重点转到“人的城镇化”而不是维持过剩的城市产业，通过生态恢复和乡土社会重建来改善地方治理，农民就不至于背井离乡，农村也能增强吸引力。这种城乡一体化当是未来方向。

客观上看，城镇化确实有利于化解产业资本过度集中的城市形成的生产过剩压力。一方面，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95%以上的行政村实现了五通(电、水、路、电话、网络)，给中小投资者和城乡劳动者提供“搭便车”的机会，为内需型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有约3000个县级单位坐落在县级中心镇，还有约2万个建制镇，只需选择部分中心镇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建设投资重点，就足以打造城市之外的第二“资本池”，还可巩固农村作为传统“劳动力池”的作用。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但并不意味着就得继续以产业促进城镇化，更不能延续单纯追求GDP时期的亲资本政策。某种程度上，利益结构固化使我们对化解产能过剩的关注超过了对城镇化自身规律的考量，这是深化改革的障碍。

近代城市化本源于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集中所催生的劳动力规模化需要，工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等内在特性，决定了产业集群要和城市带叠加在一起。而农村本来“十里不通风”，农业本身是个自然过程，因此，强行把农村和农业拽入工业化车道，国际社会公认的教训就是“双重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和不安全食品等自然界对产业集中的大城市的反抗，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

事实上，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产业资本过剩。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将更加受制于资源高度短缺、环境日趋恶化，尤其要注意汲取其他国家的重大教训。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之路，其特征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各地农村贫困人口移入大城市，造成贫民窟中的黄赌毒泛滥。比如巴西，虽然实现了80%以上的城市化率，但大多数是在贫民窟中受黑社会控制，危害极大。

因此，给农民以平等待遇，绝非简单看城市增加多少人口。国家更不能任由短视的城市资本下乡去占领作为中国历次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农村。要在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矛盾下开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给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原则：按城乡统筹原则给农民以平等待遇，以优惠政策重点扶持城乡居民在城镇创业，更加强调乡村可持续发展，把提高农民组织化作为改善地方治理的基础等。

请牢记，改革，而不是资本，才是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动力。

(摘编自温铁军的《城镇化不是产业化》，《人民日报》201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