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仅无法对纸的用途一概而论，就连追踪它的起源也十分困难。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纸起源于中国。但与欧洲的印刷机不一样，我们无法追溯人们发明出纸的确切日期。公元105年，当时的宫廷官员蔡伦在皇帝的资助下，以低廉的成本制造出了可供书写的大幅面纸张。但这并不能算是从无到有的全新发明，它其实是在一种古老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改良形成的。现代历史学家试图追踪历史悠久、循序发展而来的造纸术的起源。他们找到了一种“原生纸”：这种纸是人们通过模仿毛毡的制造方法，从植物纤维、丝绸或棉絮中提取出来的，但它和书写纸还相差很远。一种工艺技术一旦出现在世界上之后，人们再回过去看它，常常会觉得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它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善，主要在于他扩大了造纸的原材料基础。人们不仅仅将它当作书写材料，还拿它来裱糊门窗，做成灯笼、纸花，或是扇子和雨伞。有证据表明公元9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厕纸了；到了10世纪，纸币已经成为可被接受的支付工具。

一个古老的阿拉伯故事描述了纸从东方第一次传播到西方的过程。故事说，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和突厥军队展开了一场战争，当时的突厥军队有一些中国的援军相助。在这场战争中，一些中国的造纸工匠被阿拉伯人俘虏。阿拉伯人将这些工匠从塔什干战场的塔拉兹河岸带到了撒马尔罕，并强迫他们透露造纸技术的秘密。从那时起，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地区——这些阿拉伯人在8世纪早期就已经征服的地方，人们开始造纸。其质量一点不比中国所产的纸张逊色。

当代纸张研究对这一说法的理解是：中亚的军事冲突加速了纸的传播，不过这一传播可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军事史上记载的对东方秘密知识的加速传播和武力征服，是以贸易史上长期的东西文化传播运动为背景的。丝绸之路在纸的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这批中国造纸工匠被俘虏之前，纸就已经作为商品，通过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传到了中亚。因此，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纸张之路。从这个角度看，造纸术更像是一种缓慢渗透到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技术，而不是一种在特定日期习得的技术。中国纸被纳入长途贸易，引发了当专有知识以商品形式转移时通常会发生的双重步骤：首先进口一种商品，然后是生产这种商品的技术。进口商品的耗费巨大，必须经过漫长的旅途，这使得这种引进方式变得十分有吸引力。

最开始，阿拉伯造纸工匠可能一直是使用浮筛，后来才一步步地通过“抄纸”替代了这种“浇铸”工艺。但不管对造纸技术做了哪些细节上的修改，阿拉伯的造纸工匠们都需要让纸的生产技术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他们需要尽量减少水的用量，并找到其他材料来代替中国造纸术中主要使用的原料——构树的韧皮。在这种压力之下，破布、旧织物、绳索这些在中国至多起辅助作用的原料，变成了阿拉伯造纸中的核心原料。

于是一种物质循环的基本模型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一模型中，人们不是仅仅通过改变废弃物的物理形态来获得材料，比如金属，而是制造出了一种结构完全不同的材料。从此以后，纸成为一种人造材料，其原料本身就是文明的产物。

（摘自《纸的文化史》，[德]罗塔尔·穆勒著，何潇伊、宋琼译，有删改）

历史上，关注儿童教育和描写儿童生活的，莫过于宋代文人。他们写了大量的儿童诗词，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时的儿童观、教育观。其中不少观念还具有先进性，值得我们研究与汲取。宋代文人推崇理学礼教，注重家风家教。王安石每次吃完饭，剩菜都不会浪费；朱熹眼前的一方池塘也能引出读书的观感。更多的宋代文人对于儿童却是养其天性、放飞童心。杨万里的《稚子弄冰》写道：“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这是一个家庭游戏，是一次音乐创作尝试。儿童在这种生活场景里的愉悦跃然纸上，由此获得的满足也溢于言表。

家庭是孩子游戏的舞台，田野是一个乐园，也是儿童学习的现场。孩子们在田野里学着劳作，但这更像是大人们给孩子的一种“特权”。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写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儿童不是在不懂装懂、碍手碍脚，而是天性使然、童趣使然。大人们也不需要手把手地教导，更不需要刻意示范。生活的常识，人生的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自然浸润。

宋代文人在放飞童心的同时，也进行家庭教育。他们有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也注重儿童成长学。渴望建功立业的苏东坡，对孩子的成长期望客观求实。他的《洗儿戏作》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确实是天赋奇才，他在教育子女上，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他对孩子的人生定位，先着眼于“无灾无难”。诗人张耒在《诫儿诗》里要求儿子，只要品行好，即使像邻居一样卖大饼，当爹的也满足。而后来的人，面对牙牙学语的孩子，就开始写一堆家书家训家诫，没有诗意，甚至没有情意，关键是还没有太多的教育价值。还不如一个劳作场景，不如一个生活画面，不如一两句生活俗语。欧阳修家贫，母亲用荻草写字，就是后世传诵的“画荻教子”。岳飞的母亲更是言简意赅，“精忠报国”四个字，遂使其成万世楷模。

宋代文人能够充分解放儿童，有着优秀的儿童教育观和家庭教育理念。仅仅从诗词角度，也许看不到当时教育的整体状况及其影响。但宋代，特别是南宋，虽偏安江南，却是人才辈出，出了一批铁汉。辛弃疾“可怜白发生”时仍要准备报效国家；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更是字字铁血；陆游即使行将衰去，依然心存浩气；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是那么心胸开阔，视死如归。宋代一批仁人志士可以被贬，可以身死，可以家破，但有泪不轻弹，有志要承担。这是宋代的气象，也是宋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其形成跟宋代文人的儿童教育观密不可分。宋代诗词一方面写出了家庭温馨，另一方面表达了家国情怀。由此看出，诗词呈现出的宋代文人的儿童教育价值观和英雄主义道德观，为儿童成长发展作了铺垫。

（摘编自陆早才、赵宪宇《宋代诗词中的儿童观》，《中国教育报》2020年11月1日）

假如有一天，地球真的在巨大的毁灭性灾难中消失，而人类有足够的能力到达火星，那么人类真的可以把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吗？目前已经有科学家致力于这项研究工作。

科学家预测，如果全部完成的话，火星的地球化改造将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火星环境地球化的初级阶段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将整个火星改造为类似于地球的居住地可能需要数千年时间。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沙漠一样干燥的环境变成人类、植物和其他动物可以生存的生机勃勃的环境呢？目前，人们已经提出了两种地球化的方法：一是利用大型轨道镜来反射太阳光，从而使火星表面升温；二是利用含有大量氨的小行星撞击火星来增加温室气体的含量。

美国宇航局目前正致力于开发一种太阳帆推进系统。该系统通过巨大的反光镜来利用太阳辐射，从而推动太空船在太空中的航行。这些巨大反光镜的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将它们放臵在距火星32万公里处，利用这些镜子反射太阳辐射从而提高火星的表面温度。科学家提议制造直径为250千米、覆盖面积超过密歇根湖的聚酯薄膜反光镜。这些巨大反光镜的重量将达20万吨，这意味着它们体型太大而无法从地球发射。不过，人们有可能利用在太空中找到的材料来建造这些反光镜。

如果把这样大小的镜子对准火星，它可以把火星小范围内的表面温度提高几摄氏度。想法是这样的：通过反光镜将阳光集中反射到火星两极的冰盖上，使那里的冰融化，释放出储存在冰内的二氧化碳。多年之后，气温上升将导致氯氟烃（即CFC，这是一种空调或冰箱中存在的温室气体）等温室气体的释放。

太空科学家克里斯托弗·麦凯还提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方法来提高火星温度。他认为，用含有氨的巨大冰冻小行星猛烈撞击这颗红色星球，将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外太阳系的小行星上以某种方式安装热核火箭发动机。火箭将推动小行星以大约4千米/秒的速度运行，大约10年之后，火箭将停止运行，100亿吨重的小行星可以在无动力的条件下向着火星滑行。撞击时将产生大约1亿3千万兆瓦的能量。这些能量足够地球使用十年。

如果有可能控制一颗如此巨大的小行星撞击火星，那么一次碰撞产生的能量可以使火星的温度上升3摄氏度。温度的突然升高将造成大约一万亿吨的冰融化为水，这些水足够形成一个深1米、覆盖面积超过康涅狄格州的湖泊。50年内通过几次这样的碰撞，将会创造出温和的气候，还可以制造出足以覆盖星球表面25%的水。然而，每次小行星撞击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7万兆吨当量的氢弹，这将使人类在该星球上安家落户的时间推迟几百年。

虽然我们在本世纪内就可以到达火星，但是火星环境地球化这一想法的完全实现却可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地球用了几十亿年的时间才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将火星环境改造得像地球一样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人类需要付出大量的智慧，并为此长期努力，才能创造一个适合居住的环境，并将生命送往寒冷干燥的火星世界。

（选自《 教师博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