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历史来看，人口是一个缓慢变量。不过，对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来说，人口从增长过快到下降过快的转变过于迅猛。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度专注于人口扩张。直至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警告人口的过快增长会破坏经济发展。虽然他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马寅初的意见还是在1973年被采纳——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1982年，计划生育还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自那以后的30年，中国的出生率滑向低谷，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最高值——总生育率接近6——快速回落。到80年代中已接近生育率2.1的所谓更替水平。从90年代开始，出生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进一步下降至1.2-1.3直至2016年前，政府并未改变对大国人口过多的压力的看法，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在认识到人口快速下降的长期后果之后，2016年中国终止了一胎政策，改由“二孩”政策替代。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虽较之前略有回升，但下降趋势并未得到逆转。

不仅如此，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对这一数据提出了疑问。他指出，在2017年1.58的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6、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这种情形说明新政策具有显著的短期效应，不可持久。如果舍去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2017年的自然生育率也仅有1.18。

因此，他坚持认为，随着二孩堆积效应的最终消退，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估计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一数据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将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于世界最低之列。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关的变量，可用来解释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持续恶化。成功的经济发展将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带入城市，面对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在内的持续升高的生活成本压力，生育意愿的降低在中国同样不可避免。

低迷的生育率快速放慢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过去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平均每年减少约340万人。实际上，现在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大多数都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年代。除非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将难以逆转，并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低生育率还加速提高老年人口的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披露，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2005年的10.45％升至2019年的18.1％，这意味着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已超过0-15岁的人口规模。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教训是，生育率下降一开始只是缓慢发生，但后来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中国似乎在改变生育政策上一向过于谨慎。虽然中国在生育率急速下降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面前已经有所行动，并会考虑制定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的政策，但现实依然是，未来数十年，应对养老和社会保障开支上的史无前例的压力，将成为中国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摘编自张军《面对低生育率的巨大挑战》）

材料二：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引起一些议论。

有人认为生育是私事，政府任其自然就是。其实，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生育从来都是“家国大事”。在甲骨文里，“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可见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发展人口。管仲、孟子都提出“国以人为本”的思想，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中国古代在人口上一直都“有所作为”，比如唐太宗将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而吐蕃、古罗马等文明由于不注重人口发展，人口减少，文明衰微。

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下降，法国下降最快，在一战期间，一度低于1.2。战后法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其后生育率一直高于欧洲其他国家。20世纪70年代欧洲生育率快速下降，而法国由于有“免疫力”，并且又出台有利于生育的福利政策，生育率在1995年止跌回升，1995-2016年平均生育率为1.97，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分别只有1.38、1.33、1.28。

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下降到1976年的1.74，卡特总统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生育文化和家庭价值，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政策，生育率上升到1989年的2.01，到2007年还稳定在2.12。而欧盟、日本的生育率则从1976年的2.02、1.85下降到2007年的1.56、1.34。较高的生育率，奠定了美国现在的经济活力高于日本和欧盟的人口学基础。

人口总量过快减少必然导致结构老化和经济活力的下降。中国65+岁老人比例将从2015年的10％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2015年是1个65+岁老人对应6.9个20-64岁劳动力，一些地区的养老金已开始出现缺口；而2030年、2050年1个老人只对应3.6个、1.7个劳动力。现在的年轻人要到七十多岁才能退休，并且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养老还离不开孩子。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需要有“顶层设计”，家庭更要有“底层设计”。人口政策上下精细对合，对经济、政治、社会、卫生、文化、教育、伦理、城市规划等进行改革，让人们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最终走向人口可持续的道路。

（摘编自易富贤《人口从来都是家国大事》）

材料一：

2018年7月15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告称，在飞行检查中发现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问题。

疫苗事件引发了极大关注，但疫苗真假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事实上，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更改了生产参数的疫苗、效价不合格的疫苗并不等同于假疫苗或者“毒”疫苗。

某药物研发平台创始人兼CEO张清(化名)介绍，通常提到的假疫苗有两种，一种是疫苗上市之前研发数据错误导致疫苗为假，另一种是生产过程中导致的，具体来说有原料选用与生产流程问题，原料选取的优劣和生产过程是否规范直接影响质量，长春长生的假疫苗就是生产流程中更改了参数导致的问题。

某疫苗研发公司李强(化名)表示，“此次出事的狂犬疫苗是长春长生生物更改了生产参数，但更改了哪些，之后质量是否受到影响目前尚未公布，严格意义上也不能定性为假疫苗，但是企业不严格按照生产标准来生产疫苗肯定是违法的，应该受到严惩。”

《新京报·为什么疫苗容易出问题？》

材料二：

2013-2030 年全球疫苗行业市场规模变化趋势及预测全球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搜狐网《疫苗行业深度研究分析》

材料三：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教授许雪梅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包括天花、白喉、脊髓灰质炎、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在内的大部分病疫的控制或消除，都是因为疫苗起了作用。

特别是对新冠肺炎这种传播性强的疾病来说，疫苗研发更是必须的。我们谁也不能保证，新冠肺炎未来不会成为流感样常态化传染病，如果能够研制出特效疫苗，就如同为人体增加了一道屏障，这是最理想的控制传染病疫情的方法。

一般来说，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亚单位疫苗、重组微生物载体疫苗、核酸疫苗等类型。

不同类型疫苗的研发手段略有不同，有些需要分离选取合适的病毒毒株，有些是选取病毒里面能够制造疫苗的关键蛋白或是基因序列，在实验研究筛选获得候选疫苗后，再进行深入的开发研究。

尽管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相关部门加快了对疫苗研发生产的各项审批，但鉴于疫苗研发的自身特点，需要严格遵守2019年发布的《疫苗管理法》，在保证疫苗质量标准的前提下，方可进入生产阶段。因此从科学严谨的角度出发，成功尚需时日，疫苗离投入生产也还有不短的距离。

《生命时报·新冠疫苗还要等多久？》

材料四：

2月6日晚，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启动，引发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网络讨论。好消息纷呈沓至，人们热切盼望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和疫苗早日问世，尽早用于疾病治疗，挽救更多生命。但是，药物和疫苗研发也有自身的规律和程序。

无论是新药还是新疫苗的研发，都面临三大风险或困难，即巨额成本、漫长研发周期、低成功率。根据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研发中心的评估，研发一种新药并上市需要27亿美元。英国《自然》杂志也指出，新药研发成本约为26亿美元。从时间上看，需耗时10年左右，并且成功率不到1/10。疫苗研发也大致相当。

此外，研发药物和疫苗还必须遵循现代医学的循证原则，也就是随机双盲对照研究。以现在的研发抗御新冠病毒的药物为例，需要随机采用至少两个小组的人群、动物。一组用药，一组给予安慰剂，但是两组试验对象的条件大致相当，如年龄、性别等，对同一种药物进行试验。双盲则是指，医生和志愿者（包括参加试验的病人和正常人）都不知道是在试验什么药物。

在随机双盲对照原则之下，要进行体外（细胞）试验、动物试验、临床人体1-3期试验，以及药物上市之后的第4期试验。主要是验证和评价药物对目标适应症患者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以及利益与风险关系。整个试验完成后，才能向医药管理部门申请上市和进入临床使用。

《光明网·新冠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也要遵循科学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