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北中国

萧红

一早晨起来就落着清雪。在一个灰色的大门洞里，有两个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里响着大锯。

“扔，扔，扔，扔……”好像唱着歌似的。

不远就有一段树林，沿大道的两旁长着。说是养了一百来年的大树，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将来还要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儿孙，最好是永远留传下去，好来证明这门第的久远和光荣。

可是，今年却是这树林的主人自己发的号令，用大锯锯着。

树上的喜鹊窝，新的旧的有许多。树一被伐倒，喜鹊窝也跟着覆到地上，有的跌破了，有的则整个的滚下来，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

一百多棵榆树，现在没几棵了。

上房的门喀喀地响着就开了，老管事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从台阶上下来，怀怀疑疑，把嘴唇咬着。那两个拉锯的，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里边闹了。

老管事的走进大门洞，把信封拿给他们两个细看。他们都不识字，老管事的也不识字。不过他闭着眼睛也可以背得出来，这样的信，他的主人从生了病的那天就写，一天或是两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已经写了三个月了。

老管事的把信封头朝下、脚朝上地倒念着：

中华抗日英雄

耿振华吾儿收

父字

全念对了，中间写在红绶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华收”。一个拉锯的，连忙补添着说：“耿振华吾儿收。”

清雪还照旧下着，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地工作起来。这样好的木头哪里去找去！现在锯了，毁了，劈了烧火了。好像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看了未免有几分悲哀。

“百多棵树，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大少爷一走，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的。自己年轻时，也是那样。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偷偷地加入了革命党呢。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儿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孩子有点不对。眼泡是红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他问过母亲一句话，他说：

“妈，弟弟他们每天应该给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等哪天咱们把日本人打跑了，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

妈就说：“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

儿子说：“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

儿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海时，有过两封信。以后就音信皆无了。传说就在上海的抗日部队里，当了兵。后来，又说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陕西八路军里边工作。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提。只是夜里不睡觉，静静地坐着，往往一坐坐个通宵。

他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

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地睡着。

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这消息是儿子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耿大先生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看了半夜。直到鸡叫天明，他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

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你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放在花园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那花园里素常没有人来，一到了冬天，满园子都是白雪。凉亭里边生了一个炭火盆，他寂寞的时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

有一天，厨子给老爷送饭的时候，一开门，满屋子的蓝烟。往地上一看，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边卧着，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在睡觉，又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似的。

耿大先生死了。

1941年3月26日

（有删改）

文本二：

好的作家在具体的文学创造中，会采用很多策略加强时空叙事的张力和粘合力，使叙事中的时间进程和空间拓展趋于复杂化，丰富文本的审美意蕴，萧红的小说擅于在单一的故事情节发展中蕴涵隐性情节，把时代风云变化的隐性情节隐藏在具体平实的小人物日常生活遭遇的表层情节发展中，让表层情节和隐性情节相互渗透，一方面可以更完整地理解表层情节进程中不能得到很好解释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也丰富和拓宽了小说风云变化的时代背景，这样处理不仅能够揭示时代特征，还能巧妙地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作家的主观意图。

（摘编自楚金波《论萧红短篇小说的时空叙事策略》）

孩子的讲演（节选）

萧红

这一个欢迎会，出席的有五六百人，站着的，坐着的，还有挤在窗台上的。这些人多半穿着灰色的制服。因为除了教授之外，其余的都是这学校的学生。而被欢迎的则是另外一批人，这小讲演者就是其中的一个。

第一个上来了一个花胡子的，两只手扶着台子的边沿，好像山羊一样，他垂着头讲话。讲了一段话，而后把头抬了一会，若计算起来大概有半分钟。在这半分钟之内，他的头特别向前伸出，会叫人立刻想起在图画上曾看过的长颈鹿。

“他……那人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人都笑！”

在掌声中人们就笑得哄哄的，也用脚擦着地板。因为这大厅四面都开着窗子，外边的风声和几百人的哄声，把别的一切会发响的都止息了，咳嗽声，剥着落花生的声音，还有别的窸窸窣窣地从群众发出来的特有的声音，也都听不见了。

当然那孩子问的也没有人听见。

那孩子起来看看，他是这大厅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没看见什么，就把手里剥好的花生米放在嘴里，还吃一些混着沙土的点心和芝麻糖，一边嚼着一边拍着那又黑又厚的小肥手掌。

王根记得从出生以来，还没有这样大量地吃过。虽然他从加入了战地服务团，在别处的晚会或欢迎会上也吃过糖果，但没有这样多并且也没有这许多人。他回想着刚才他排着队来赴这个欢迎会路上的情景，他越想越有意思。并且他还骄傲着，他觉得他所会的歌比他所听到的还多着哩！他还会唱小曲子，还会打莲花落……这些都是来到战地服务团里学的。

“……别看我年纪小，抗日的道理可知道得并不少……唾登唾……唾登唾……”他在冒着尘土的队尾上，偷着用脚尖转了个圈，他一边走路一边作着唱莲花落时的姿式。

讲演者一个接着一个，女讲演者，老讲演者，多数的是年轻的讲演者。

由于开着窗子和门的关系，所有的讲演者的声音，都不十分响亮，平凡的，拖长的……因为那些所讲的悲惨的事情都没有变样，一个说日本帝国主义，另一个也说日本帝国主义。那些过于庄严的脸孔，在一个欢迎会上是不大相宜的。只有蜡烛的火苗抖擞得使人起了一点宗教感，觉得客人和主人都是虔诚的。

被欢迎的宾客是一个战地服务团。当那团里的几个代表讲演完毕，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不知道是谁提议叫孩子王根也走上讲台。

王根发烧了，立刻停止了所吃的东西，血管里的血液开始不平凡地流动起来。好像全身就连耳朵都侵进了虫子，热，昏花。他对自己的讲演，平常很有把握，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几次后，虽然不能够证明自己的声音太小，但是并不恐惧，就像在台上唱莲花落时一样没有恐惧。这次他也并不是恐惧，因为这地方人多，又都是会讲演的，他想他特别要说得好一点。

他没有走上讲台去，人们就使他站上他的木凳。

于是王根站上了自己的木凳。

人们一看到他就喜欢他。他的小脸一边圆圆的红着一块，穿着短小的，好像小兵似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小军帽。他一站上木凳来，第一件事是把手放在帽沿前，行着军人的敬礼。而后为着稳定一下自己，他还稍稍地站了一会，还向四边看看。他刚开口，人们禁止不住对他贯注的热情，就笑了起来。这种热情并不怎样尊敬他，一种蔑视的爱起浮在这整个的大厅。

“你也会讲演吗，你这孩子……你这小东西……”人们都用这种眼光看着他，并且张着嘴，好像要吃了他。他全身都热起来。

王根刚一开始，就听到周围哄哄的笑声，他把自己检点了一下：

“是不是说错啦？”他想一定是自己出了笑话。

他证明自己没有说错，于是，声音渐弱地接着说下去，他说他家在赵城……

“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

又当勤务，又唱莲花落，不但没有人笑，不知为什么反而平静下去，大厅中人们的呼吸如游丝似的轻微。蜡烛在每张桌上抖擞着，人们之中有的咬着嘴唇，有的咬着指甲，有的把眼睛掠过人头而投视着窗外。站在后边的那一堆灰色的人，就像木刻图上所刻的一样，笨重，粗糙，又是完全一类型。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那么无底。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

（有删改）

文本二：

萧红对抗战文学的思考和探索，表明即使创作的主题都统一于时代要求之下，文学依然需要尊重现实、尊重创作个性。萧红反对当时“只有到前线去才能写出好作品，留在后方就与生活隔离”的看法，认为“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萧红的抗战作品甚少提及抗战正面战场，活跃在文中的皆是些平民百姓、妇孺老弱等。萧红以独具慧眼的创作方式，展示了她真实感受到的抗战生活。

（摘编自余娜《从（孩子的讲演〉看萧红的抗战文学》，有删改）

（一）北中国

萧红

一早晨起来就落着清雪。在一个灰色的大门洞里，有两个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里响着大锯。

“扔，扔，扔，扔……”好像唱着歌似的。

不远就有一段树林，沿大道的两旁长着。说是养了一百来年的大树，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将来还要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儿孙，好来证明这门第的久远和光荣。

可是，今年却是这树林的主人自己发的号令，用大锯锯着。

树上的喜鹊窝，新的旧的有许多。树一被伐倒，喜鹊窝也跟着覆到地上，有的则整个的滚下来，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

一百多棵榆树，现在没几棵了。

上房的门喀喀的响着就开了，老管事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从台阶上下来，怀怀疑疑，把嘴唇咬着。那两个拉锯的，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里边闹了。

老管事走进大门洞，把信封拿给他们两个细看。他们都不识字，老管事的也不识字。不过他闭着眼睛也可以背得出来，这样的信，他的主人从生了病的那天就写，一天或是两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已经写了三个月了。

老管事的把信封头朝下、脚朝上的倒念着：

中华抗日英雄

耿振华吾儿收

父字

全念对了，中间写在红绶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华收”。一个拉锯的，连忙补添着说：“耿振华吾儿收。”

清雪还照旧的下着，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的工作起来。这样好的木头那里去找去！现在锯了，劈了烧火了，好像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看了未免有几分悲哀。

“百多棵树，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大少爷一走，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的。自己年轻时，也是那样。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时候，还偷偷的加入了革命党呢，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儿子走的三四天前，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她问过母亲一句话，他说：

“妈，弟弟他们每天应该给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妈就说：“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儿子说：“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

儿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海时，有过两封信，以后就音信皆无了。传说就在上海的抗日部队里，后来，又说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陕西八路军里边工作。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提。只是夜里不睡觉，往往一坐坐个通宵。

他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

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的睡着。

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这消息是儿子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耿大先生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看了半夜，直到鸡叫天明，他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在梦里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伐呀，不伐白不伐。”把树木都锯成短段。“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你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放在花园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那花因园素常没有人来，一到冬天，满园子都是白雪。凉亭里边生了一个炭火盆，他寂寞的时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

有一天，厨子给老爷送饭的时候，一开门，满屋子的蓝烟。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边卧着，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在睡觉，又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似的。

耿大先生死了。

1941.3.26

（有删改）

（二）好的作家在具体的文学创造中，会采用很多策略加强时空叙事的张力和粘合力，使叙事中的时间进程和空间拓展趋于复杂化，丰富文本的审美意蕴，萧红的小说擅于在单一故事情节发展中蕴涵隐性情节，把时代风云变化的隐性情节隐藏在具体平实的小人物日常生活遭遇的表层情节发展中，一方面可以更完整地理解表层情节进程中不能得到很好解释的某些因素，另一方而也丰富和拓宽了小说风云变化的时代背景，这样处理不仅能够揭示时代特征，还能巧妙地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作家的主观意图。

（摘编自楚金波《论萧红短篇小说的时空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