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8月17日12时1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捷龙一号运载火箭，以“一箭三星”的方式，成功将“千乘二号01星”“星时代-5”卫星和“天启二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均进入预定轨道。

捷龙一号运载火箭总长19.5米，箭体直径1.2米，起飞重量约23.1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0公斤。首飞成功的捷龙一号，是我国运载火箭家族最年轻的新成员，是目前我国固体火箭中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火箭，但运载效率却很高。捷龙一号缩短发射服务履约周期，与用户签约后6个月即可履约发射，比其他火箭履约时间短很多;优化发射准备流程，运抵发射场后能够实现24小时内快速发射。根据规划，捷龙一号将按照“三步走”来开展运营:第一步是从2018年研制启动到2019年8月完成首飞任务，创新商业、研发、运营三种模式;第二步是从2019年1月到2020年12月，完成研制批任务5发，完成1.4.米卫星舱方案设计和飞行验证，具备在国内各主要发射场实施发射的能力;第三步从2021年起，进入成熟批任务阶段，为每10发一批，实现较高的国内发射占有率，打造“捷龙”国际品牌。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08月18日，有删改)

材料二: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总裁唐亚刚介绍，“捷龙一号”700千米高度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50千克，单发价格不超过2500万元，可以满足用户一箭一星或一箭多星的发射需求，为微小卫星技术验证、星座组网和补网提供更加安全、灵活、经济、迅速的服务。在技术方面，“国家队”的基因是其金牌保障。作为和长征火箭一脉相承的“亲兄弟”，捷龙亦是源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60多年的技术积淀和发展，因此拥有技术成熟度、飞行可靠性方面的天然优势。同时，捷龙具有“两高两快”的特点，即高可靠性、高性价比、快履约、快发射。在性价比上，捷龙更是做到了极致。唐亚刚介绍:“从单次专属发射的角度，捷龙一号的单位入轨成本是世界上最低的。”他还透露，捷龙一号的经费投入用的不是国家经费，而是面向社会资本融资的资金。另外，捷龙一号的研制过程打破了原有的配套关系，重新通过竞争选择性价比最优的配套单位，有利于全箭降低成本、提高性能。

(选自“人民网”2019年08月17日，有删改)

材料三:唐亚刚坦言，目前我国每次执行发射任务的费用价格不菲，对不少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我国现有的酒泉、西昌、太原、文昌四大发射场，发射工位数量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十分有限，尚无法满足巨大的发射需求;而此次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在海上发射，便为我国发射场区位选择打开了“新大陆”，为中国角逐国际商业航天市场注入了新动力。长征十一号副总指挥金鑫表示，未来10年国内商业小卫星发射需求约1700颗，国外商业小卫星发射需求约6200颗，且不同倾角卫星并存。他说:“运载火箭海上发射，既能降低发射成本、提高运载能力，还可有效解决火箭航区和残骸落区安全性问题，避免大规模人员疏散，提供更广闻的区域、更低的纬度给海上发射进行选择。”此外，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还有了专属于自己的别名--CZ-11WEY号。这代表着中国航天的商业合作模式，“推开了一扇窗”。WEY是来自国内自主汽车厂商长城汽车旗下的豪华SUV品牌。记者了解到，中国航天与国内企业开展商业合作不乏先例，但此次企业获得冠名权，开创了中国航天与企业品牌联合命名火箭的先河。

(选自《经济参考报》2019年07月16日，有删改)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一分灵感，九分汗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正是马尔克斯成功的秘诀。

马尔克斯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是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与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文豪）的“恩怨情仇”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从未在略萨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上使绊。2007年，适逢《百年孤独》诞生40周年、自己80岁生辰，他主动向略萨示好，请后者为新版《百年孤独》作序。

上世纪50年代，他曾流亡巴黎，寄居在一家小客栈的阁楼中。当时他穷困潦倒，不仅付不起房租，就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后来，当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流亡墨西哥时，房东放了他一马。万万没想到，这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30年后会带着一大沓钱连本带息加倍地专门回来补交房租。当时，房东已经过世，房东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接待了马尔克斯这个“唯一记得来补交房租的人”，并说她不想也不能收这个钱，因为她被来者的诚信感动，同时也要替天上有知的丈夫做一件大事：对世界文学尽一份力！

1982年，他辗转联系上心仪已久的嘉宝。嘉宝是电影史上的“默片女皇”，他青年时期的偶像，但那时已然是个无人问津的孤独老妪。马尔克斯的造访使她喜出望外，他们促膝长谈。见马尔克斯不断用手揉他的眼睛，嘉宝便戴上老花镜、取来放大镜。原来是一根睫毛掉进眼睛里了。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

然而，当终于有中国出版方斥百万美元巨资买下了《百年孤独》的版权时，它同时也成了中国不少年轻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年轻读者正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关注马尔克斯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文学传统。除了《百年孤独》，其实马尔克斯的其它作品，甚至中短篇小说也乏人问津。

斯人已矣。文学的伟大传统呢，如今安在？作家的丰富遗产呢，也许只是聊作谈资、偶尔被人一提罢了。

（有删改）

材料一：

疫灾的发生，既受社会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不仅疫灾流行的频度越来越高，而且疫灾流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同时，随着人类干扰自然和破坏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种群不断增多，疫灾的破坏性不断增强。从自然规律看，寒冷期气候变化大，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气候较稳定，疫灾也相对稀少。同时，有的病原体具有自然疫源性，这类疫病所导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虫病等。还有的病原体存活需要较严格的生态环境，这类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疟疾、黑热病、霍乱等。

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频度为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明清疫灾频度高达78.34，是第二个疫灾高峰期。在中国古代，每当疫灾发生，政府蠲免租税，赈济钱粮，施医给药；下罪己诏，祭祀神灵，请求上天宽宥。民间则捐钱捐粮，施医给棺；行巫道术，驱逐厉鬼；抬神巡游，求神保佑。民国时期，疫灾的应对渐渐步入科学的、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当时公共卫生体系毕竟处于草创阶段，社会又动荡不安，疫灾流行之时，政府和民间的应对效率，总体而言仍然非常低。

（摘自《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

材料二：

“新冠肺炎”具有强大的人传人特性，从很大程度上说，普通民众的行动决定了这场战“疫”的成败。关注普通民众在这场重大公共危机中的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在全能型政府背景下，民众的“等、靠、要”思想会比较严重，被动等待政府的“上门服务”，与国家、政府对应的社会能动性不强。但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广大民众主动建群、加群来交换信息，并动员自有资源、协调行动，自主解决了很多问题，充分发挥了各种正式、非正式社区组织的功能。这为全能型政府背景下社会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本。

为了防疫需要，很多地区采取了封城、封路等隔离手段，客观上给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城乡民众高度配合政府的统指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物资哄抢、恐慌式的大量出逃，没有出现对管制政策的对抗。整个城市，运行井井有条。这不仅节约了宝贵的疫病防控资源，而且为疫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在这次疫情中，最初几天出现了一些谣言，这完全符合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规律，但这些谣言很快就因政府特别是知情民众主动辟谣而消失，后续几乎没有产生传播范围较大的谣言。这次新冠肺炎各种谣言的消失，除了政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与广大民众知识的增长、判断力的提升有关。但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显然不是提前储备的，而是海量的民间科普在短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舆情的内容上，建设性的批评逐渐取代了泄愤式的批判，客观的监督性行动取代了情绪性的破坏；在应对舆情的行动上，广大民众一改初期的狂躁，非常冷静、谨慎地接受、转发、发表相关信息与言论，以及进行冷静的反思。与此同时，在较多细节的披露和媒体的引导下，民众开始设身处地地思考一线工作人员的处境，不再盲目指责，社会包容度显著提升。

虽然广大民众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需要冷静、客观地关注和反思与普通民众进步不匹配的一些问题。民众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缺乏制度支持，渠道仍需拓宽。同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疫情信息由于种种原因披露不及时、细节不够，才酿成后续的疫情危机和舆情事件。这是我们以后在应对各种危机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摘自《新冠肺炎战“疫”中普通民众的转变与进步》）

材料三：

2019年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次疫情可谓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

国家治理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价值引领，方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收入和学历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提高安全、健康、智识等方面的生活质量，而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和重视不够，需要尽快扭转。特别是要转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民生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管理。与此同时，要加强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价值共享，实现国家治理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目前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基本健全，但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还有待补足相关制度。要加快弥补这些领域的制度盲点和制度漏洞，避免由此可能诱发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避免制度停留在纸面上，使制度真正发挥预定作用。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广大医护人员、领导干部、基层人员和每一个中国人都展现出了巨大的集体意愿，使全政府和全社会的防控策略得以奏效。但是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比如，某些地区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乃至一问三不知现象，暴露出责任意识、专业知识和治理能力的明显欠缺。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使其在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上能够适应国家治理的新需求。

此次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必将在各个方面加快国家治理转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摘自《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