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上重建了被人类引以为傲的智能认知系统，但是基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发展桎梏，人工智能的研究无法在强人工智能领域有所突破，制造出真正能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并且使其拥有感知和自我意识。于是，人工智能的研究逐渐恢复冷静，力图通过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达到对人类智能的深层反思。

弱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发展研究人类和动物智能的理论，并能通过建立工作模型来测试这些理论。弱人工智能重点还是以“工具论”的形象出现，主要是将智能机器作为人类工具的延伸。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把工作模型看作辅助理解的工具，他们并不认为机器本身能够思考、具有感情和意识。因此，对于弱人工智能来说，模型只是帮助理解思维的工具。由于弱人工智能在其研究中所要实现的内容只是对部分人类思维的模拟，所以更多的科研人员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弱人工智能上，虽然弱人工智能无法完全具有人脑的智力，但是它在信息处理等方面超越了人脑。例如，它们可以大量、准确地存储信息，精确地运行程序，快速地复制数据等。所以说，弱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智力的重要补充，并能有效地促进人类智慧的发挥。

早期，弱人工智能主要应用在科学计算方面，比如在火箭制造和天气预报等方面。随着计算机行业的迅猛发展，计算机也迅速渗透进了商业和日常生活中，例如商业运作中的资产管理和风险评估等，日常生活中的智能电脑、智能电话、语音识别系统、人机模拟对战游戏等，都是人工智能发挥强大功能的广阔领域。

从这些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弱人工智能的成果是显著的，通过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而进行的人工智能研究，的确替代了很多人类智能的不足，在验证智能理论正确与否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增添上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弱人工智能的研究更像是现实主义者的工作，没有任何的思想偏差，也不相信所谓的“人造人”之说，潜心致力于制造人类忠实的木偶，一些没有情感的工具。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与我们制造钢铁机器等同一般。人类的历史其实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制造工具的历史，从原始人开始使用石器，随后层出不穷的工具代替了人的大部分劳动，从起初的体力劳动到后来的脑力劳动，人总是用各种方法解放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所以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使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弱人工智能正是遵循了这一规律，从简化劳动、辅助思考，再到智能研究，以一种“工具论”的方式在支撑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弱人工智能的主流地位不可撼动，它不仅仅在理论方面更实际，在应用方面也是如此。任何科学研究总要有它发挥效用的领域，自然科学如此，人工智能亦如此。

（节选自林命彬《智能机器的哲学思考》）

材料一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可能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材料二

宋代的化妆以妇女为主体，其风俗与唐人的浓妆艳抹相比，更多地倾向于淡雅之美。在当时，妇人画眉、油面、涂面、抹粉、穿耳、涂脂、妆靥、斜红、额黄、花钿、点唇等是一种很平常的事。宋代妇女在脸、眉、唇、耳等面部的化妆上动足了脑筋，时有额黄、鸦黄、眉黛、轻煤、茶油、花子油、红粉、口脂、花钿、靥钿等名目。

崇尚眉目美，是中国古代妇女的传统，美眉目被文人士大夫视为女性的代名词。宋代也不例外，妇女们也竞尚眉间之美，她们将自己本身的眉毛剃去，再以石黛等颜料描画成各种样式的眉毛。

黛眉

宋人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载：“今妇人削去眉，画以墨，盖古法也。《释名》曰：‘黛，代也，灭去眉毛以代其处也。’”故称之为“黛眉”。

当然，也有不用青黛点眉法的，宋代美人莹姐就发明了轻煤点眉的技法，而且还在五代“十眉图”的基础上创造了花样繁多、奇巧多变的百眉图，时称“莹姐百眉”。

眉黄

宋代妇女还往往在眉间施以鸦黄。鸦黄又称眉黄，是指在眉间施以黄粉。杨大年《真宗游春词》：“和风吹去眉间黄。”苏轼《好事近》词：“临镜纤手上鸦黄。”

黄云、却月眉

苏轼《眉子石砚歌赠胡訚》诗：“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这里所说的“横云”“却月”亦为当时流行的两种眉式。

倒晕眉

“倒晕眉”盛行于宫中，是一种画成宽阔月形的眉式，在一端由浅入深，逐渐向外晕染，直至黛色消失。这种眉式在宋人所绘的《历代帝后像》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礼是整个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情是中华礼乐文明形成的基础。《礼记·曾子问》言：“君子礼以饰情。”不过，古人很重视人情之真，对矫饰之情则持批评态度，故言“巧言令色，鲜矣仁”。真情成为善、贵、信等价值评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古人对脱离人情的礼表达了质疑。总体来看，古人以为礼是一个关乎人情的存在。人情大体分为好、恶两端。好恶之情与礼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礼达情，即通过礼来抒发人的情感；二是以礼节情，即通过礼来节制情感的放纵无度。古人一则从利生成人的角度讲求“以礼达情”，一则从养生合道的角度强调“以礼节情”。二者共同服务于立人成德这一人文化成的目标。

礼的思想基础在于合理，而所合之理实为情理。情礼关系的实质即情理关系。“理”为事物之条理、秩序，莫非自然，要在于顺。“礼”与“理”的关系是粲然之“文”与内涵之“理”的对应关系。相对具体事物而言，特定的事物蕴含着特定的理，事物与理对应。相对礼而言，则特定的礼与特定的理对应，其目的就在于以文相别。“礼”与“理”的关系建基于具体事物之上，故绝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言“理”与“礼”。对应于具体事物之理的礼文虽然“至繁”，然如能规约于理，则可实现以简驭繁而不烦。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实践中还需处理好另一个问题，即“以义制仪”的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变礼的问题。古人以为“礼者，义之定制。义者，礼之权度。礼一定不易，义随时制宜”。由此可见，作为“礼之权度”的“义”乃是“随时制宜”的伦理原则，它是制礼的依据。相较而言，礼仪则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定制。由于礼义随时制宜，也就自然会不断冲击礼仪之定制，进而引发变礼与制礼的问题

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总而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摘编自华军《“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