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以文化自觉即对文化的理性反思为前提和基础的。文化自觉是指一定文化主体的一种理性的“主体意识”或“自我意识”，是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对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自身文化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所处的“实际序位”和“发展态势”等问题进行理性审视和深刻反思，从而对自身文化的优劣长短、国际影响力及其限度形成的自知之明。

文化自觉建基于对文化的理性反思，核心也在于反思。文化反思与形成文化主体性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二者又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完全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般而言，文化反思总是需要有“他者”的存在作为一种比较的基础，一种合理的刺激。在历史上，总是由于文化交流，一种陌生文化的出现，相互之间出现碰撞，才会引起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关注和反思的。

文化反思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对文化实有情况的认知，包括一定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各种文化形式及其地区分布情况，“他者”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流的情况，各种性质文化对人们思想产生的实际影响等，这是基础性的。一是对各种文化的作用、意义进行的评价，尤其是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政治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作用的评价。

文化反思的内容主要存在三个维度：关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关于如何处理本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这个维度是一种对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对待层面的观照；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对本民族文化以及他者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性质的分析比较，这个维度属于一种超越性的透视。

文化反思有着深浅的层次差别，也有一个从浅到深的层次递进过程。近代以来，通常那些经济军事强大的民族国家会表现出一种文化强国心态，在文化输出方面也出现“巨大贸易顺差”；相反，经济军事落后民族的许多人则容易出现文化自卑心态，唯有以前者的标准为标准，以获得前者的认可为傲视同侪的资本。所谓“挟洋自重”，此之谓也。这两种态度里并非没有文化反思的因素，文化反思的层次递进，就是将人们对文化的反思以及形成的自傲或自卑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文化发展以及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作用，同时都纳入进一步反思审视的范围，在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客观地分析本民族文化的优长劣短，搞清楚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还缺什么，我们经过努力能获得什么。

总之，只有建立在扎实的理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自觉，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只有建立在理性的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才是具有持久生命力和价值前景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董朝霞《文化自信须以文化自觉为基础》2018年7月16日《光明日报》）

“家”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生命实践的美好愿景，而且还体现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追求。家文化是理解中国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基因密码，是见证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逻辑道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起系统而完备的家族宗法制度，并通过嫡子之制、分封之制等延伸至国家政治制度之中，最终形成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的高度共通性，这种“家国同构”的基本格局导致了忠孝相通、忠孝同义，使家庭道德成为社会和国家存续的精神纽带。我国商朝的王位继承方式是兄终弟及制，周代王室则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秦汉以后，尽管中国社会时常遭遇周期性动荡，但因深受“三纲五常”思想的熏陶，由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文化自始至终非常稳固。到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隋唐时代，豪门大族层出不穷，家谱族谱的编写蔚然成风。宋代的二程和朱熹将宗子立法视作尊族重本和收拾人心的重要手段，民间建造宗祠之风兴起。元明清三代在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影响下，以家庭道德为核心的礼仪教化活动进一步得到加强。直到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之后，在外来冲击和内部激荡双重因素作用下，中国传统家庭道德开始走向缓慢而艰难的现代性蜕变历程。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在氤氲化润华夏文明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架构。《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展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其间，“仁”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德性，它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所普遍认可。仁德的核心是爱人，爱人的根本是孝悌，孝悌之德的根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由此生发出中国最重要的五种人伦关系，即《孟子·滕文公上》中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正是这种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宗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的一以贯之，建立起中华民族悠远丰厚、恢宏庞大的家庭美德传统。

与欧美国家的家庭道德相比，中国传统家庭道德具有三种典型特质。一是义务至上主义。在中国传统家庭道德中被反复阐明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其根本要旨是强调道德义务和责任的重要性，这同西方家庭道德中追求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契约主义倾向存在本质区别。二是道德理想主义。中国传统家庭道德高度重视家庭成员的修身养性，家庭生活的实质在于如何克己修身。判断家庭中任何事情的对错，先要反求诸己；在个体欲望与家庭秩序、社会要求发生冲突时，宁可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减损个人的正当利益，也要维护家族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三是伦理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家庭人伦设计中，人只有在以血缘为本位的各种关系中才能确定自己的家庭地位，如果抽掉了个人的人伦身份角色，个体人格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古人云：“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我们揭示中国传统家庭道德的历史渊源、理论逻辑及其本质特征，就是要通过抵达历史深处、倾听历史回响，来明晰新时代中国家庭美德建设的具体内容。其间，我们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正确对待中华传统家庭道德，在取其精华和弃其糟粕基础上，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推动践行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家庭美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摘编自靳凤林《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光明日报）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的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钩沉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士大夫的文学传统，一个是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宋词是词艺术的发展高峰。《中国文学史》指出：“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同时，宋代唱词业十分发达，唱词表演和消费广泛存在于茶馆、酒肆、勾栏瓦肆等商业性场所，职业唱词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很户。众所周知，宋代文人词的发展既是一个“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雅化”的过程。早期的文人词，如李白、白居易的词作，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文人的话语来仿效民间的词调，在词中蕴含了文人的思想情趣。宋代文人更是常将诗的创作规范嫁接到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实现词的“诗化”。同时，又往往用作诗的话语体系来作词，从而实现词的“雅化”。不过，这些文人词一般并不适合民间演唱，尤其不适合商业演出。就美学产业而言，一首词在市场上要获得听众认可，必须反映主要目标受众——市民阶层的自身生活，体现市民阶层的情感需求和审美追求。一般文人词由于不适合商业演出、不具商品属性，被排斥在美学产业之外，而不讲究措辞雅致和结构精妙，但贴近市民生活、俚俗风趣、追求柔美听觉效果的词作反而能够在市场上广泛流行。不过，并非所有宋代文人皆抛弃了词本身“俗”的底色，例如欧阳修、周邦彦等的一些词作。这些词作无论在创作时是否以商业演出为目的，从传播路径来看，演唱这些词主要是唱词业的商业行为，因而这些词具有了商品属性。

同时，宋代文人词之外还存在着众多民间词作。基于市场特质分析。宋代民间词主要用于唱词业的商业演出，是市场上的流行商品。

词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词是曲子词的简称，最初是配乐的歌词。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加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