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论语集注》的开篇，朱熹辑录了程颐关于读《论语》和《孟子》方法的相关论述，作为《论语序说》和《读论语孟子法》。在这些文字中，程子谈到的读《论语》的四种境界，亦可被视为读经典的四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读了全然无事者”。读了《论语》之后无动于衷，也一无所获，如同入宝山而空手归。尽管这部经典曾经打动并影响过无数的读书人，但对于他来说毫无触动，如同根本没有读过。程子感慨道：“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在他看来，读不懂经典的首要原因在于不晓文义。程子强调，“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读经典首先要搞清楚文字表面的含义，进而才能够探求文字背后的精微义理。倘若读不懂经典的字面意思，也就不可能深入理解古圣先贤的用心。

第二种境界：“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读了《论语》之后，其中有一两句话对自己有所触动，于是会心一笑，甚至窃喜不已。相对于那些“全然无事者”，能够体会到经典当中若干佳句而心生欢喜，显然已经有所触动，有所收获。尽管如此，那仍然是头脑层面对经典支离破碎的理解，真正的理解并没有发生。有弟子曾提问：“且将《论》《孟》紧要处看，如何？”程子答曰：“固是好，但终是不浃洽耳。”选读固然比不读强，但终究不够圆融贯通。对于《论语》这样的古代经典，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要点，哪些是真正的精华，普通人通常没有辨别的能力。因此，通过选读，很难通晓整部经典的深邃义理，也难以体会古圣先贤的“作经之意”。

第三种境界：“读了后，知好之者”。随着对经典文本的不断熟悉，以及自己生命体验的不断累积，对于经典的妙处将会有更多的理解、更深的体会。一旦有了真实的触动，有了实际的受益，那么就会慢慢喜欢上这部经典，逐渐信任这部经典，甚至热爱这部经典，这就叫作“好之者”。孔子曾将读书人划分为三种类型：“知之者”“好之者”“乐之者”。在他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程子所说的“读了后，知好之者”，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好之者”。学习古代经典，要熟读玩味，切己体察，并且躬行实践，如此才能终身受益。倘若只是把它当作文字来看，那么就体会不到经典的妙处。

第四种境界：“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读了《论语》等经典之后，切实体悟到了书中所蕴含的深邃智慧，真正体察到古代智者的良苦用心，读下来感觉妙不可言，于是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这是读经典的第四种境界。事实上，读到某部经典时欣喜若狂或者涕泪悲泣，那是一个人读书生涯当中极为宝贵的时刻，是精神之旅中非常美妙的体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意味着，此时此刻，有一种真正的领悟发生了。一旦一个人读书到了这种境界，那么，他的精神气质将发生巨大变化。读书，自然有得，假以时日，就可以涵养成生机活泼的气质。我们学习古代经典，不是要让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沉闷，让自己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枯萎，而是要借助古代智者的教诲来滋养自己的生命，让这棵生命之树更加生意盎然。所以，阅读经典，不仅是要理解经典的文字含义，更为重要的是，要透过自己的生命体验，将经典中的智慧活出来。

事实上，要真正理解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经典，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这意味着，不仅要从文字上来阅读这些经典，研究这些经典，更为重要的是，要将经典中的智慧落实于自己的人生当中。在儒家看来，人人皆可为尧舜。因此，读书就是为了“求其放心”，希圣希贤。从根本上来说，读经典就是读自己，借助古代经典，开启自己的内在智慧，透过圣贤教诲，发现自己的真实本性。这是程子论述读书方法的用意所在，也是我们学习古代经典的最终目的。

（摘编自谢青松《读书的四种境界——〈读论语孟子法〉解读》）

材料二：

读书无止境，在卷帙浩繁的书海中，书与书之间时常构成某种关联，它们跨越时空相互映照、呼应。寻找到这种关联，阅读的边界就会不断拓展，阅读者就会努力敞开胸怀拥抱广阔世界。阅读行为的实质之一，便是发现和建立联系。

这个过程，是一种从不止歇的积累和开辟，仿佛一股水流，从一口泉眼中汩汩涌出，向前流淌，一路上不断有新的水流次第汇入，它们分别来自许多个另外的泉眼。

每一个最初的泉眼，对于阅读者，便是开始时的某一部或某一类读物，它因人而异，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仿佛一个人降生在不同地域，牙牙学语时说的当地的土语，但随着他长大成人，就需要使用一种通用的语言和文字，因此它又总是通往必然性。

阅读中的联系，体现为因果接续的无数次循环，手头的每一本书，都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它常常会是此前一本书的结果，又成为后面的一本书的原因。这样的阅读的开展，早晚会接近于一种广阔浑然的境界，就好像大地上众多的河流，在流淌中不断地交融汇集，直到有一天汇聚成为一片浩渺无垠的水面。那是《庄子·秋水》里描绘的场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径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摘编自彭程《阅读：在拓展的背后》）

《史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逐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却遇到巨大阻力，王公大臣纷纷进言，认为“衣服习俗，古之礼法”，抛弃自身传转而改夷狄装束，乃是一种罪过。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革衣服之制”，禁胡服，改汉服，以达到去除鲜卑的民族身份、融入汉族的目的。

自古以来，服饰一直是体现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是礼仪之邦，最重服饰，“衣食住行”，以“衣”为首。历经几千年流变，发展出的服饰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从汉服、唐装到旗袍、中山装，经典的中华服饰也曾成为世界眼中靓丽的风景。

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却似日趋式微。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当我们被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脑子里首先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西服，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式礼服。这对于有着几千年传承的服饰文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民族服饰，于个人，是身份的标签和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于国家，是形象的展示与礼仪的体现。在现代政治中，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更会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放眼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东欧、北欧诸国，阿拉伯国家更是重视。

相比之下，我们的重视程度似乎还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规定外交人员的正装为中山装。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装似乎显得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观，因而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外交官们也开始穿起了西服。但是，西服在很多国家眼中并不算正装，在最隆重的外交场合，穿西服会被视为过于随便、不尊重外交礼仪的行为。

所幸的是，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中式礼服文化研究热”正在国内悄然兴起。在北京召开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就是热潮中的一股涓流。这次由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会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为宗旨，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在重大集会、节日庆典与外交场合能穿“国服”，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国服”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便于普及。它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么简单，更应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衣着的文化理念。

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魏晋风流，士人爱穿敞襟宽袍，以显自由不羁；大唐盛世，开放自信，服饰因之雅容华贵；在国家崛起之今日，如何穿出中国范儿，看来真不是一件小事。

（选自《人民日报》：《今天，如何穿出中国范儿》，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家国”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伦道德的基本场域，家国情怀则是儒家伦理的重要特质。阳明诗歌中的家国情怀，既可以表征为宏大的圣人志向，也可以是个体人格所展现的儒者气象。阳明诗歌以“言志”为重要创作导向，流露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其理想在于：一者，以诗言志；二者，以圣人之道治世。

在阳明的“居夷诗”中，家国情怀正是其诗歌创作的核心主题。《龙冈漫兴五首》中写道：“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阳明被贬龙场的心境是复杂的，而谪居龙场时的心态则显得坦然许多。“未忘忧”中的“忧”显然是指家国天下之忧，以“官卑得自由”为喜则说明他期待儒家“乐以忘忧”的境界。虽然个人的心态、心境可以调适，但家国情怀与“乐以忘忧”的人生境界并不对立，相反，阳明是以诗歌的方式证合圣人之道，以及儒者之志的恒久价值。

以儒家的价值追求审视，个体无论“穷”抑或“达”，都应该调适心态，修养身心，彰显自身的价值。阳明的诗歌正蕴藏着这样的诗学品格。《庐陵诗六首》中写道：“万死投荒不拟回，生还且复荷载培。逢时已负三年学，治剧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尽管此时的阳明处境艰难，却仍然心系“家国天下”，字里行间可窥见他作为儒者所秉持的气节操守。

在《立春》一诗中，阳明的家国情怀同样有所流露：“荒村乱后耕牛绝，城郭春来见土牛。家业苟存乡井恋，风尘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惭时令，聊复题诗写我忧。为报胡雏须远塞，暂时边将驻南州。”阳明身居“南州”而胸怀天下，该诗充满了诗人的关切和忧虑。“滁州诗”《林间睡起》中写道：“林间尽日扫花眠，只是官闲愧俸钱。”在看似闲适、怡然自得的心境中，诗人仍然胸怀儒者之志，以及为“家国天下”奉献的理想与抱负。

如果说家国情怀是儒者的气象，显得宏大而辽阔，那么济世情感则为儒者的个体情感表达方式，体现了诗人对百姓人伦、日用的关切。济世是彰显儒家思想伦理底色的特质之一，是儒者德性修养与实践中所蕴含的道德情感。诗歌与思想融为一体，将济世情感以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样是阳明诗歌创作的重要风格。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既凸显他对儒家价值立场的坚守，又以“道”“心”表明他内心对自然、自由的向往，实际上是对良知学的一种诗性阐释。

（摘编自邓立《王阳明诗歌中的伦理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