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科学家对海洋深处进行测温后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海洋变暖正在促使深海生物快速向两极迁徙。这意味着，尽管深海平原的环境条件远比地表洋流环境更加稳定，但深海生物已经感受到了正在上升的热量影响。众所周知，世界上海洋的面积几乎覆盖了地球总面积的四分之三，而从地表到海底，则是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尽管人们一再关注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水域健康状况，但想要精确地计算出地球上海洋温度变化率仍然非常困难。因此有些海洋学家喜欢抱怨，人类对火星和金星表面的探索和了解甚至比海洋深处的地质构造以及沉积物的了解还要多。这或许是真实的状况，但通过科学家们反复的研究已经证实，海洋深处的生态系统具有惊人的多样性以及潜在的风险。

研究人员通过对20000种深海生物的研究发现，在深度超过1000米的地方，海洋生物在20世纪下半叶的移动速度就已经远远超过它们在海面附近的同胞了。目前来看，由于海洋的巨大面积和深度，已经在海洋表面观察到的温度上升现象将会波及更深的水域之中，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现在做什么，深海海洋生物都将面临直到21世纪末之前不断上升的环境威胁，对人类来讲，需要紧急采取行动，缓解我们对深海生物造成的威胁，这不仅包括了遏止海底采矿和深海捕捞，更多的是对海洋环境的保护。

（摘编自《全球变暖，生物在向两极方向迁徙》）

材料二：

温室气体具有温室效应，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使得地球不断地被“捂热”，这就是全球变暖。同时，因为水相对于空气能够更多地储存能量（水的比热容和密度比空气大），所以全球变暖增加的能量90%以上都存储在海洋中，使得海水变暖。因而，海洋的能量变化直接反映全球气候变化，海洋热含量成为判断全球是否变暖的最佳指标之一。

海洋变暖对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存在广泛的负面影响。由于热胀冷缩，海洋变暖膨胀推升了全球海平面。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如果叠加上潮汐、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土地沉降等因素，将给包括我国在内的沿岸和小岛屿地区造成极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我国临近的西北太平洋是全球台风发生最多并且最强的地区，因此我国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的挑战。同时，由于上层海洋比深海变暖更快，海洋层结也在持续加强。海洋层结的加强会抑制海洋垂向热量交换和溶解氧输送，进一步导致全球气温上升，并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已有研究表明，过去60年海洋溶解氧已经下降大约3%。受海洋变暖和酸化的影响，近些年珊瑚礁系统屡次出现大规模白化事件。

未来怎么办呢？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是当务之急，《巴黎协定》目标是努力把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为控制在1.5℃内付出努力。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CO2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然而，由于海洋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缓慢和滞后特性，过去的碳排放导致的海洋变暖等影响将持续至少数十年之久。就算可实现《巴黎协定》目标，21世纪海洋变暖也不会得以遏止。这一现象凸显了海洋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成里京《海洋变暖持续将会怎样》）

材料三：

2020年以来，海洋“咸变咸，淡变淡”的盐度变化态势加剧，海水垂向层化持续加强。最新IAP数据表明，在2020年，全球海洋上层2000米吸收的热量与2019年相比增加了2×1022焦耳，这些热量可以使13亿个1.5升的电热水壶里的水同时烧开。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碳排放量出现小幅下降，但全球海洋温度依旧出现了持续的增温并达到历史新高，这与海洋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缓慢和滞后特性息息相关。因此，过去的碳排放导致的海洋变暖等影响将持续至少数十年之久。

（摘编自《14家单位联合发布全球海洋变暖报告》）

材料一：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就有10道，若将附带在其他工作的文件计算在内，已出台的“减负令”多达50多道。如果将地方出台的“减负令”算进来，过去60余年，我国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

其实，过去60多年的学生减负实践，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社会、家庭对于教育的不同诉求，以及因时而异的社会价值观。梳理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10道“减负令”，我们发现，每一道“减负令”所对应的“症状”，都是因片面追求升学率所导致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稍微不同的是，不同时期学生课业负担的程度与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形式和程度各异。

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对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六类突出问题，联手排查、全面治理。数据显示，在调查样本中仅有38%的学生没有报辅导班，其余62%的学生都报了辅导班，可见报名辅导班是普遍现象。

“中小学减负”，再次成为舆论美注的热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

从以前老百姓关注的学生“课业负担”到如今的“课外负担”，一字之差，折射出“减负”这个老大难问题已呈现出新的特点，也引发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关注。

(摘编自柯进、王家源《减负：艰难中前行》，《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19日)

材料二：

《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是中国教育中的一道难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被称作当代中国教育最大的“顽症”。《报告》中，针对我国多个省份的小学生家长、初中生家长和高中生家长发起的学业负担调查显示，有近四成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业负担重。睡眠不足、身体素质下降、“小胖墩”“小眼镜”越来越多，成为教育领域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

图一父母对孩子学业负担过重原因的认识

图二   家长对“减负”的看法

图三   家长对如何“减负”的建议

(摘编自《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

材料三：

“减负”并非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的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孩子的课业负担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过分强调重复书写、记忆的知识，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作业占据了学生们太多课余时间，没有留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对此，应该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学校来说，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展现好奇、自由想象、大胆质疑和合作探索，从而唤醒每一名学生的潜能，构筑每一名学生的自我激励系统，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天赋。教师也要转变，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教师还可以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精准助学。学校与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尝试建构课业负担检测预报模型，实行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检测制度，提高“减负”效果。

(摘编自戴立益《“减负”是要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19日)

材料一

长江是我国第一长河、全球第三长河，国家战略水源地，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在维护我国生态和水安全方面的地位无可替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也是我国走绿色发展之路的重要示范。习近平同志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优先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长江沿线省市曾过度追求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忽视了长江流域生态容量的有限性和环境承载力的脆弱性。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发展目标长期不平衡，导致长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生态“账户”透支严重。长江流域已遭到破坏的生态容量和环境承载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效恢复。更严峻的是，在长江生态需求与生态供给重新实现平衡之前，长江生态“赤字”仍会持续增长。因此，“大开发”带来的后果必须通过“大保护”来弥补，而且刻不容缓。

“不搞大开发”，要求长江流域各省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加强自律。自律意味着取舍，背后是对生态价值的充分认可和高度重视。一些地方之所以面临转型困难，本质上是因为还在传统的发展路径上一意孤行。对这些地方而言，当务之急是严格以生态红线为标尺，明确什么不能做。减掉一项破坏生态环境的政策，就是增加一项建设生态文明的举措，这种“减法”正是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统一的开端。

“共抓大保护”，要求长江流域各省市加强沟通合作，形成保护长江生态的合力。长江经济带涉及11个省市，是全世界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大的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因长江而构成了统一的生态整体。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省市都无法在长江生态环境破坏中独善其身，也无力独自承担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绝不能以行政区划为壁垒。各省市在加强自律的同时，必须同其他省市精诚合作。

（取材于周亚敏等的文章）

材料二

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东到上海江苏浙江，西到云南四川贵州，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经济带，跨越11个省市，面积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经济生产总值均占全国40%以上。

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长期高强度开发的累积效应和缺乏科学的空间开发管控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严重威胁长江作为国家战略水源地和重要生态支撑带的地位。

受生产和运输“亲水”特性的影响，长江干流和一些主要支流沿岸高风险企业聚集。目前，沿江布局有62个工业园区，其中，全国40%的造纸、43%的合成氨、81%的磷铵、72%的印染布、40%的烧碱产能聚集在该区域，尤其是重化工企业密集分布，生产和运输的危化品多达250余种，由此导致环境突发事件频发，严重威胁所在地及下游地区的供水与生态安全。

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共发生环境突发事件2574起，约占全国总数的53.6%；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环境突发事件占整个长江经济带环境突发事件总数的80%以上。

（取材于杨桂山、徐昔保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积蓄经济发展新动能，需要进一步解开思想认识上的结。不搞大开发，并非不发展。长江是资金、人口、资源等多要素流动的大动脉，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这三大坐拥黄金水道的动力引擎在城市发展群上进行了探索。

据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统计，近十年间，该中心直接支持上海179个项目、投资1360亿元的产业转移，去向绝大部分是武汉、合肥、重庆、成都等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产业转移初期以制造业为主，近年来电子信息类项目越来越多。

在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同在长三角的湖州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大力发展以物流、金融、科技、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绿色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家庭服务等绿色消费性服务业。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咸宁市，纺织服装、冶金建材、森工造纸等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逐渐“变脸”，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医药健康等干亿产业集群正在这座拥有128公里长江岸线的城市崛起。

从产业合作到川电入渝，从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到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从成都东进到重庆西进，随着川渝两地能源、信息、开放通道等方面一体化不断提升，成渝城市群从概念逐渐走向现实。

（取材于李亚彪、徐海波等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