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重“和”，以和为贵，但不是无原则片面追求“和”，而是不违背礼法，不为和而和。“和而不同”重点在“和”，同时强调承认差异，强调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和而不同”不等于“不同而和”，朱熹解释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理解和尊重具体体现为“和”，但理解和尊重不是曲意逢迎。

和而不同，以礼节和，关键在于“礼”。孔子说：“礼也者，理也。”显而易见，和平与和谐需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的团结。然而，由于对彼此缺乏了解等原因，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还充斥着猜疑甚至敌意，有的则不顾及诸如平等、相互尊重等原则，以自身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他国、敌视其他民族。和平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之上，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经济下滑，尤其需要国家间的互助与协作，各国政府和民族之间应求同存异，彼此尊重不同的想法。

世界上最根本的理，在于“爱”“敬”二字。儒家重视孝悌，正是视爱与敬为“政之本”。孔子主张“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汉代亦有“人道之极，莫过爱敬”的说法。西方有博爱精神、神圣观念，与中国儒学的仁爱精神、敬畏观念殊途同归，世界各国与各民族只有互相理解，求大同、存小异，真正发扬“爱与敬”的文化精神，才能为世界和平奠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以人为本，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是社会的人，就应该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注重克己推己的修己功夫，这也是儒家思想学说的精髓与根本。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称这个“一”贯之道无非就是“忠恕”而已。忠，克己修己；恕，推己及人，

在早期中国，“一”意味着整体思维。孔子说“夫礼，必本于太一”。现实世界有数不尽的两两相对的关系，要有“一体”思维、“整体”的观念，处理人际关系则要遵从“忠恕”之道，有修己而推己的换位思考。中国圣王之道无非“忠恕”而已，“忠”是人们修养的基础，“恕”是为人处世的境界。修己使个人庄敬，修己以安他人，修己以安顿百姓，这是极高的境界。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安百姓，和天下，这是和谐世界的需要。“忠恕违道不远”，人若做到“忠恕”，距离“道”就很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似简单的道理，似乎人人可为，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人们好像不难孝亲，却未必能将这种“亲亲”之心推衍放大。人能“亲亲”，才有可能“不独亲其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够“泛爱众”。儒家特别看重“忠恕”的修养方式，称之为“君子之道”，就是希望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推己及人、换位思考。

英国作家贡市里希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世界知名学者孔汉思说，全球伦理最基本的两个伦理框架，一个是人道，即孔子说的仁；第二个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人如能正身修己，尊重包容，以忠恕之道勉力而行，并将这种修养方式由人与人，推至国与国，扩于民族、宗教、文明之间，世界大同理想就不难实现。

（摘编自杨朝明《用儒学智慧助力世界和平》）

材料一：

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不是美而是意境，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那么，什么是意境？

从中国美学史来看，意境与意象、象等概念相关。在《易传》中，象是与形对照起来界定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与形相比，有虚与实、动与静的区别。象比形更虚灵，更生动。象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想象”。《韩非子·解老》中对象做了这样的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比较起来说，眼见的形为实，意想的象为虚。正因为想象的介入，象变得更加虚灵、生动和非现实。

顺着这个思路，可以说意象比形象更虚灵、更生动。正因为如此，意象专指诗歌和绘画等艺术形式所创造的审美对象，它可以是虚构的、想象的，总之，是非现实的。形象多指现实中的事物的形状。形象可以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从而转化为意象。比如，在文学形象这种说法中，形象就是审美对象，可以包含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不过，形象也可以是非审美活动的对象。比如，在测量活动中，形象就表现为客观的形状。

意象是审美对象，也是艺术创造的目标。通过意象，我们可以将审美与非审美、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既然意象已经将审美和艺术从其他人类活动中区别开来，为什么还需要意境？究竟什么是意境？尽管境与象关系紧密，但它与象不同。中国传统美学中，有“境生于象外”“象外之象”等说法。由此可见，境不是个别的象，而是个别的象的放大或延伸，是不能对象化的境域或者世界。世界不是对象，不能与自我相对，因为自我始终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不能越出世界而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意境比意象要大。

意境不仅大于意象，而且高于意象。与具体的意象相比，非对象化的意境更加抽象和虚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意境也有境界的意思。有意境就意味着境界更高，更有形而上的意味。对意境的欣赏，能够使人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

意境不仅是虚灵的、动态的，而且是超越的、神圣的。它不仅往广大的方面蔓延，而且往高深的方面伸展，由此意境类似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即“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意境是宇宙，但它不是物理学上的宇宙，而是心灵的宇宙，是精神生活的宇宙。中国艺术家创造出有意境的艺术作品，目的是安顿我们的心灵，安顿我们的精神生活。

意境理论让我们从个别事物中超越出来，进入更加广大的周遭世界，进而与历史和宇宙发生关联，这对于将今天的艺术实践从对物体和个体的狭隘专注中解放出来尤其重要。现在已经有不少西方美学家开始用气氛、氛围、灵韵等具有中国美学色彩的词汇来描述艺术圈，我想它们都不如中国美学中的意境那么准确。在意境范畴启发下建构起来的艺术圈，将如同时下生态圈和经济圈一样，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种新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摘编自彭锋《意境论的重生》）

材料二：

说到意境，我以为，意境是现实生活重压下可以让人们的心灵暂时得到抚慰的一剂良药。人们旅游，或寄情于山水，或暂驻风雪，或赏花问月，为的就是远离人际关系如葛藤一般纠缠在一起的现实生活。董其昌的山水特别高远清澹，一笔一笔安详宁静。这种意境，是他心上笔下的追求，更是他对于动荡不安动辄便可罹祸的官场生涯紧张心情的互补。以董其昌那样的身份，以他那样的身份派生出的那样的心情，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追求这样宁静的意境，是有意要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既是一种休息又是一种抚慰！这就是艺术的妙谛所在。有唐一代，安史之乱那一段，草木厌兵民不聊生，倒出现了许多意境优美的田园诗，为什么会这样？那几乎是民众们的集体向往，是诗人对民众的一种大抚慰！而在盛唐时期，歌舞升平，“小邑犹藏万斛金”，却产生了以建功立业思想为基础的边塞诗，边塞诗的苦寒意境是人们不乐意经历的，但因为它与人们当时的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所以既变成了一种审美，又被人们称道！艺术的妙谛就是要与生活拉开距离，如果生活是什么样艺术便是什么样，那我们还要艺术做什么？意境是理想化了的，是人类精神的休息场所，让人们于现实生活中看到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美。

意境之美，是画面给人们提供更多联想的可能，是由此及彼，于似与不似之间给看官尽量留有广大的想象余地。艺术必须要由此及彼，如果艺术不能完成这一个飞越便不是艺术，只不过是说明文，或是——看图说字。文学中的意境之美也如此，文字要在读者的脑海里变成海市蜃楼般的画面，如《简·爱》，你似乎都能感觉到主人公生活的环境，感觉到那种阴冷和潮气。说到营造国画的意境，不是画家自己在那里营造，画家只不过提供了某种可能，只是通过笔墨对看官们的生活经验做了指点和引导，然后由看官去营造。意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意境的标准不会随时代产生多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画。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这只是某些人的事，就国画而言，你也可以笔墨不必随时代，你可以死死固守传统，固守本身便是一种美，是一种精神！中国画技法形成于农耕时代，你要它随时代发展，现在是什么时代？工业时代好像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你来画宇宙飞船或手机电脑不是不可以，但也同样需有意境。关于国画意境，没有什么评判标准；说到笔墨，却有标准，那就是笔墨一定要变化丰富而状物精微。

（摘编自王祥夫《意境之美》）

①影视剧中的“新国风”是一整套视听体系，包括建筑、服饰、器物，以及礼仪、辞赋、规制等。细节和气质中浓郁的传统审美，是“新国风”带给观众的最大感受。

②既有人文内涵又兼具时尚飘逸的特点，新式古装作品近年已形成一种类型《绣春刀》《琅琊榜》《军师联盟》《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长安十二时辰》都是其中典型。这种用当代视角打捞进而传承历史文化的作品，将传统文化推至时尚前沿地带，是激发青年一代亲近传统的有益尝试；同时，如何掌握尺度、如何尊重传统，让审美体验对话严肃历史而非取而代之，这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③同时兼具当下青年文化、网络文化以及时尚流行文化的特点，是新国风影视剧最大的创新点，而中国青年一代文化自觉的崛起是其主要推动力。当下青年一代具有更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文化认同，他们不再把传统文化视作纯粹的审美客体，或遥远的文化想象符号，通过荧屏故事，找到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共情”，是许多新国风影视剧成功的关键。复旦大学学者龚金平将年轻人对这类作品的话题探索，解读为“历史题材影视剧如何引起当代观众的关鸣与熟悉感”，他以今年的“爆款”《长安十二时辰》为例，这部“长安反恐故事”无论在细节铺陈还是人物心理拿捏上，都在向青年审美、流行文化靠拢。比如，剧中各大望楼之间组成的庞大信息网络，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GPS定位系统，而被用于推理及人才选拔的大案牍术，简直就是古代版大数据。除了这些“硬件”的推演类比，与年轻人心态的契合则更为重要，剧中主人公步履蹒跚，却抱定决心不灭赤诚，坚持内心的抉择，这样的“燃系叙事”，很容易让年轻人找到情感和价值观的共鸣。

④影视剧中的“新国风”盘活了历史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下日常生活图景中空前活跃起来，却也面临着感性审美体验与严谨历史表达之间的“纠结”。一些符合当代审美的创新表达，惊艳与争议并存。《绣春刀2》上映时，片中对崇祯皇帝颠覆式的塑造就曾引起一些明史爱好者的不满。电影中的崇祯被塑造成一个阴郁狠毒、两面三刀的角色，这种“白切黑”式的人物塑造十分新颖，亦造就了极强的剧情反转效果，对喜爱动漫式人物塑造的青年一代来说，无疑是“带感”的，但与人们传统认知中的勤勉帝王形象相去甚远。今年大热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同样面临这一问题。电影中，哪吒被设定为缺爱的“熊孩子”，在捣乱与破坏中寻求存在感，改邪归正后拯救世界的故事构架，固然可看性十足，却也颠覆了人们长久以来对这位传说小英雄的认知。

⑤中国传媒大学学者王茵认为，新国风影视剧作品要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并能构成一个创作者与观众、审美与历史平等对话的平台。影视作品并不能替代严谨的文化历史资料，其更大的功能是激发观众对历史民俗的研究兴趣，自发地从史料中进一步研究学习。在她看来，一些新国风影视剧引发热烈讨论，声音有赞有弹，这种来自观众的讨论不啻为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创作与观众也不能画地为牢，滑向以审美体验代替真实历史的极端，要有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及严肃的观史立场，不能扭曲抹黑基本的民族记忆，“新国风”的兴起传递出青年一代拥抱传统文化的积极信号。如何让深刻的传统文化知识登上这一流行文化趋势的有力跳板、提高全民历史素养，是对当下文化传播提出的新命题。

（摘编自张祯希《影视剧“新国风”，传统文化正在引领审美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