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事实上他们并不是随处都用的，要是那样，就成了“万应锭”了。而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无论谢庄、陆厥、柳恽、王褒、沈佺期、杜甫、黄庭坚，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也是千古名句，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

当今全球化的最尴尬之处是其几乎让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感到不满。

全球化引起了最广泛的不满，这种复杂情况在历史上倒是从未有过，故当前切不可在战术层面小视中美贸易摩擦为“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当然，各方不满的原因是不同的：很多尚未搭上高速增长快车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满，是因为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华盛顿共识等政策建议无法让其跃出低收入陷阱；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国内矛盾的加剧;中国等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满，是因为既有的全球治理的制度体系限制其依靠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福祉。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不满，旧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给不出有效解决方案的，因为这些不满恰恰是在旧体系下积累和爆发的。平息不满需要有新的关于全球化的制度安排。

中国正在追求一种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的新制度体系，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应该如何实现，恐怕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发扬先试验、再推广的务实精神。历史是一座免费的试验场，而新一轮全球化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制度安排，否则就可能被逆全球化潮流吞噬掉。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全球化发展路向：中国主张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合作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美国则继续坚持一家独大的制度构建原则(美国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然拥有一票否决权)，且正在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向与“全球化”渐行渐远。美国在十九世纪所保护的是处于上升期的幼稚产业，而现在保护的却是处于滑坡期的落后产能。这种消极的保护主义从长期看只会阻碍美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且与整个世界的利益背道而驰。两种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竞争在全球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经互会只能算是拒绝全球化，不能视作关于全球化的制度竞争)。按照经济学的标准看法，竞争是个好东西，且竞争激烈些好，因为较为激烈的竞争会创造出比垄断时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社会福利。但是再深入一些，如果所有参与竞争的备选方案都是坏选项呢?在挨饿与挨揍之间似乎选什么都不好。于是，看起来一个让人乐于选择的全球治理的新制度体系有赖于中国的奋斗。中国奋斗的成功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良币驱逐劣币，否则就是劣币与劣币之间菜鸡互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自称完全掌握了破解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的方法恐怕是“理性的自负”，但历史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致的奋斗方向。中国的奋斗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立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合理的平衡点意味着中国应该承担起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在美国正在放弃这一责任的情况下(如美国退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国更应该积极提供全球公共品。但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需时刻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霸权主义全球化拉开距离，后者既不符合中华传统的天下观，从历史的教训看也是不可持续的。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引起广泛的不满，总的原因是各国在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等各方面的显著差异，以及国家利益至上和国内政治诉求优先(如减少失业、缩小收入差距、维护高水平社会福利)在全球化面前所展现出的刚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在约束条件下做出最优选择，那么面对上述约束条件，中国主导的新型全球治理的制度体系在原则上应该给予各国更充分的政策空间和自由度。就是说，新的制度体系应该起到的是交通规则的作用，在限速范围内，一个司机愿意开得快些还是慢些，就交给人家自由选择吧。

（摘编自汪毅霖《“逆全球化”的历史与逻辑》）

①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也许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就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古代中国历史的记录和书写者处在中原江河之间，他们当然要以这一点为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大空间，更何况很长个时期，中国文明确实优越于他们周围的各族。

②古代中国人一直对这一点很固执，固执的原因是，除了佛教以外，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的挑战，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汉族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也不觉得需要有清楚的边界，常常觉得文化上可以“威服异邦”，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界限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在不断变动。凡是周围的国家，中国人就相信他们文明等级比我们低，应当向我们学习、进贡、朝拜。不过，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尽管古代文献中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很明显，但是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划分并不完全是空间的，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而且，这种关于世界的想象，空间意味与文明意味常常互相冲突和混融，有时候文明高下的判断代替了空间远近的认知。

③应当说，这种观念多少给中国古代人的世界想象带来一些弹性空间，使他们不至于为了异族的崛起或异文明的进入而感到心理震撼，可以从容地用“礼失求诸野”“乘桴浮于海”“子欲居九夷”等等说法，宽慰自己的紧张。所以，在充满自信的古代中国。很多儒家学者一直倾向于夷夏之间的分别在于文明而不在于地域、种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中叶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宋代，这种变化更是剧烈。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东亚从此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④这一转变相当重要，这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实际策略，与对于世界秩序的传统想象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节选自葛兆光《宋代“中国”仪式的凸显》，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