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物性，决定了人是要生老病死的，每个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但一个社会是可能不死的，是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必然永远存在，也有整个消亡的）。这种“死”和“不死”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社会”为什么能长久存在？因为有“文化”。而文化是如何起作用的？是基于人的群体性即社会性。每个个体的人有生有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时生同时死。在共处的这段时间里，每个人的人生经验、知识、感受、发明等等，可以互相交流、学习。一个人的生命可能会逝去，但是他一生的知识积累，不一定随他的生命结束而消失，它们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比如石刻、竹简、书本、光盘等信息载体）传递给别人，传递给继续活着的人，这种不断传递，就成为社会很多人共同的知识即文化，保存在一代代人的头脑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加的、动态的、更新的“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又反过来不断塑造着新的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社会和文化可以使人“不朽”。像唐朝的诗人李白，他作为一个人，生物性决定了他必然会逝去，但他的诗作，连同他的诗的风格，都保存在各种文献中，成为“文化”。社会长存，文化不死，创造文化的人也就“不朽”了。一个人创造的文化不仅能保留，还能影响别人，能激发别人的灵感，实现“再创造”，所以传统可以成为新文化生长的土壤。李白的诗作，经过几百年、一千年后，还能重新影响、塑造出别的诗人，他们可能接近李白，可能超越李白……文化把不同时间、空间的人“接通”了，可以共享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体验。

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说，“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当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这套文化传统已经存在了，这个新的生命体就直接生活在其中，接受这种由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逐步创造、积累的文化，所以文化具有历史性，它是跨越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东西，也是先于个体而存在，不随个体的消失而消失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

文化的历史性是广义的，不仅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更深层、更抽象的很多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同样是随文化传承的。进一步说，文化的传承也同样包含了“社会”的传承，如社会的运行机制、社会结构等。像我们今天的“中国”，虽然是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建成，但今天的社会结构并非建国时一下子凭空创造出来的。谁也不可能把一个社会中旧的东西突然“删除”“清洗”，变成空白，再装进去一个什么全新的东西。我们中国的革命，形式上是“天翻地覆”“开天辟地”，实际上它是建立在中国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的，是几千年中国文明演进中的一个连续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开历史的缘故，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

（选自费孝通《文化与“不朽”》，有删改）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他们将欢乐、光明融合在青春之中，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一句话，“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力赞青年，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杂志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为“青春之历史，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五四”文学运动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这一角度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除陈独秀、鲁迅两人较大，其余李大钊29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7岁，沈尹默35岁，胡适27岁，都很年轻；至于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等冲上“五四”文坛时大多只20出头。他们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平真……不得不说，“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李大钊的《青春》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青春勃发。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从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看出，《新青年》《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材料二：

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它以各种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为手段，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很早就懂得审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道德养成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践，我国古代曾以“六艺”教育学生，其中“乐”和“书”主要是用音乐和书法来进行审美教育。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重视诗和乐（文学和音乐）的审美教育价值，认为人的教育可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总体来看，审美教育所具有的特征能有效推动公民道德教育建设。首先，审美教育是种寓教于乐的形象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蕴含在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之中，通过英雄模范人物等审美形象和艺术形象，激发人们见贤思齐、学习英雄模范的内在动力。其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怡情养性的心灵教育，是针对人们心灵的“知、情、意”的整体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特化为情感的感染力量，触及人们心灵的深处，进而提升公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再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动态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通过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的情感感染，贯穿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给受教育者日积月累、润物无声的熏染，家庭教育应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善于通过审美教育塑造孩子的美好心灵。广大家长应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善于以生动活泼的审美形式和艺术形式引导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重通过审美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让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孩子心中扎根。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审美教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美启智、以美扬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社会审美教育应充分运用文艺形式，以美的形象感染人，让人们在审美愉悦中接受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摘编自张弓、乐中保《以审美教育促进公民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