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红楼梦》里唯一的成功女性？

在一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剧里，也会有成功女性吗?有的，老祖宗贾母便是。

界定什么是成功女性，通行的衡量指标是有事业、有家庭、有尊敬。贾母兼备一切成功女性内在和外部的条件，才貌双全，更兼福慧双修。虽然贾母出场时已是个富贵尊荣的老太太，但就遗传学的观点看，有宝玉和黛玉这样品貌的孙子、外孙女，样貌可以推想也不差，至少是耐看型的。她品位高雅，很有生活情趣，爱听琴，讲究赏月之道，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比小资还小资；她的音乐审美趣味，是“铺排在藕香榭的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在潇湘馆发表的窗纱配色理论，更显示了她在家庭装修方面的艺术天分。她的见识和修养，固然是有优越的家世撑着，但活得粗砺的女富人女强人还少吗?她在细节上的婉转心思，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作为领导者的贾母，“当日像凤哥儿这么大年纪，比她还来得呢”。她在贾家从重孙媳妇做起，一直到有了重孙媳妇，稳坐贾家最高统治者的位置。

遥想贾母一生，必定历经风浪，在鼎盛期的贾府管理层，在数十年媳妇熬成婆的过程里，在大家族的勾心斗角中，她积累了比凤姐更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见识过更宏大壮阔的世面，具备了更丰富有效的理家之才和治家之威。60年里她经历了太多，这些阅历让她洞悉人生，所以她会有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通达。

但千万别忘了她还有睁着的一只眼。表面上不亲庶务自得其乐的贾母，在关键时刻明锐果决、凛然不可犯，看看她在贾赦谋娶鸳鸯一节时的发飙，就会明白，她一把手的位置和与之相应的警觉，从来没有放弃过。大观园下人聚赌，贾母听说，极为重视，不但问得邢夫人、凤姐等“都默无所答”，并且直接表态“这事岂可轻恕”，不容置辩。该严刑峻法的时候，她是决不手软的。贾母禁毒一段，是她一把手之道的集中体现，不使霹雳手段，不见菩萨心肠。

贾母的管理理念相当先进，知人善任，抓大放小，适时退居二线，在一切场合力挺主事新人凤姐，既能放权享受，又能统领全局。她还善于带队伍，她调理的丫鬟，遍布大观园各房，紫鹃晴雯辈，从相貌到资质到才干，哪个不令人称羡? 作为女性管理者，贾母有一些柔性的管理方式，她怜贫惜老，优礼刘姥姥，宽待犯错的小道童，女性基本的善良和同情心，贯穿贾母的为人处事。 真正让贾母超越所有红楼女性的，最终还是时机。宝钗堪有贾母的资质，却没有运气像她那样生逢其时。贾氏家族的成长期成就了贾母这样一位成功女性，此后，当投身的事业整体滑坡时，即使个人潜质再优秀再肯付出，也只是勉强挣命罢了。

文献里的“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其中科学位于技术前头。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还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

科学，更明确地说，自然科学，指的是通过观察、实验、仿真和分析去研究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并探求其原理的学科总类，目的是认知世界；技术，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形式、方法及过程的集成，它在现有事物基础上产生新事物，或者改变现有事物的性能和功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而技术进步则不断地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激励科学发展。

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由人类试图认知世界内在基本原理的好奇心所推动，而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之前不曾预测过或者从来都未有计划去实现的偶发事件，而且短期内往往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数学中的数论有3000多年历史，但它在成为现代信息保密手段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个最无用处的。

显而易见，我们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不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特别是，不应该简单地把发展技术的思路和措施直接搬过来为发展科学铺路，也不应该简单地套用管理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方式来经营科学发展。但是，今天学术部门中常见的却是决策者们以“技术管理思维”去指引和管治科学发展，以为通过集中筹划、巨额资助、快捷升职等手段便可以刺激基础科学迅速发展并立即开花结果。这样一来，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在这里回顾一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主席Helmut Schwarz最近刊文指出：“科学研究中大多数颠覆性的发现都不是事前就计划好的。相反，它们都像淘气的小妖精那样突然出现在墙角，因为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满腔热忱地探讨未知事物所导致的发现和发明。因此，挑选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及充足的经费是一个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

值得指出的是，中文里的常用词“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写，但它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回事，让许多人对它们作同等的分析演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被不恰当地解释和处置的问题。无数的事件和事实表明，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进步着眼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但它们并没有演化出现代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

不言而喻，只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中国才有希望能够很快地进入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前沿。

（选自《“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科技”》，略有删改）

砚 铭 考

砚，是人们熟悉的磨墨工具，在我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黄帝时代是我国从原始氏族阶段向国家形成过渡的时期，当时，已经出现私有财产，人们把自己心爱的墨海——大砚，刻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拥有。砚铭，是刻在砚底、砚头、砚盖、砚身四侧或其他空余部分的一种可长可短，亦诗亦文，不拘一格的自由文体。古人大多把格言、诗句、警句作为砚铭，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时时劝勉自己要躬身力行。就是今人，也时闻有如此雅兴。因此，它也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形式之一。它不仅能增加砚台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还是文物评定的标准和鉴定真伪的依据，故颇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砚铭也由最初简单表示所属关系的姓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记事咏物、说理寄情、言志叙怀的文学形式。《大戴礼记》所载的西周太公金匮砚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砚铭，是以文学形式写成的，其铭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得无白。”不过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体裁的砚铭，还是到了汉魏时期才形成。作为文学形式的早期砚铭，大多数是就砚说砚，是文人用以品评和赞美砚的。到了宋代，人们喜欢用它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从此以后，言志寄情、赋诗颂词便成了砚铭创作的主流之一，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如文天祥写的砚铭：“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就属此类。

砚铭作为艺术品的出现，比作为文学作品要晚得多，它兴于宋元，盛于明清。宋末元初，我国篆刻艺术空前兴盛，砚铭在它的影响下，开始向艺术方向发展。在刻制技艺上，砚铭广泛地吸收了篆刻艺术的全面构图、章法布局和刀法技巧，大大地提高了砚铭的艺术欣赏品位。同时砚铭亦趋于完备，年款也较之前代更为普遍，并出现了在铭后加钤[注：盖(图章)]的新内容。从此，款记便成了砚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增加了砚铭的装饰美。明清时期，赏砚之风日盛。当时金石书法名家辈出，他们中不少人自己动手书写和镌刻砚铭，如纪晓岚。为了把书法、雕刻和装饰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其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在书写和镌刻之前，都要对砚铭的全面布局、章法的疏密错落和刀法运用进行反复推敲，精心设计。砚面构图，因形而异，行、草、篆、楷，因砚而择，使其布局得体，和而不同。同时刀法的运用也力求做到笔画的顿挫、轻重、快慢、转折，要刻得生动自然，既有笔意又有刀味。不过，砚铭的书写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章写作，因受到砚面与雕刻过程的限制，制作者选用的铭文大多简短、扼要、精辟，因此砚铭虽短，却字字千金，均是砚铭者的真情流露，从而使砚铭的文学美与艺术美融为一体，真正成为既具观赏性，又具实用性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