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世家”一词，较早见于《孟子》：“仲子，齐之世家也。”赵岐注“世家”为“世卿大夫之家”。司马迁著《史记》，有“世家”一体，主要叙述世袭封国的诸侯的事迹。后世言“世家”或“世族”者，大多据《孟子》和《史记》引申，泛指门第高、世代做官的人家。

②在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世家大族的形成有多种途径，如或因军功封候拜相、子孙袭其封爵禄位而成， 或以经商致富跻身官僚而成为一方望门，但是最普遍的还是由读书进入仕途而遗泽后代以成者。在封建社 会，广为流传的“满朝赤紫贵，尽是读书人”，极扼要地道出了文化在封建世家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③封建世家在形成之后，为保持长盛不衰，一方面是兼并土地，广积田产，但是，仅有田产，并不足以保住富责与名望。如果政治上衰落，财产随时都有被夺去的危险，所以，比财产更重要的是要使后代子孙具有跻身官场、谋取显官要职的能力。为此，他们的主要做法就是督子读书，尤其是那些由科场起家的世家大族，对文化尤为看重。

④如果说在封建社会里家庭是社会文化传播的媒介之一，那么，世家大族在这方面显然有着比一般家庭更大的作用，即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传递文化的职能，并形成这样的运行轨迹：文化—仕宦—世家（官僚兼文化）—文化。这就是封建世家与文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作用。

⑤中国封建时代的家族制极其强固。历代统治者为鼓励孝悌友爱等人伦道德，对世代同居之家常有褒 奖，使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制度得到强化。那种三世同堂、九代同居、珍重门第与世系的特点使家族由居住地域的稳定性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一个家族，就是一个稳定的人际团体，从而导致文化也像家族的延续一样，在一个稳定的群体内传递与延伸。

⑥这样，在前面所说的文化运行轨迹中的后一个“文化”，也就具有了某种“家学”的特点。譬如东汉时期统治者力倡经学，不少世家大族靠经学起家，竞相以经学传授后辈，于是，某一门经学便成了某个世家大族的“家学”。当时著名的世家有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宋代，理学称盛。金溪陆象山（陆九渊），其八世祖陆希声是唐昭宗时的宰相，至陆象山辈历二百年，家道已衰。但陆象山一辈兄弟六人中，象山、梭山（陆九韶）、 复斋（陆九龄）三人皆精研理学，演为一代家学之盛，家世也带赖此得以复兴。

⑦封建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在四书、五经和诗赋方面，农医百工之学很少问津。所以，世家大族器重和传播的文化，主要是一种以经学和文学为主的人文文化。

⑧经学在敲开仕途之门后往往被束之高阁，而文学由于具有交谊、记事、言志、抒情、咏物、唱和等多种功能，自然就成了士大夫及其眷属、子弟们日常文化活动的主体，因此，士大夫之流大多也是文学天地里的骄子。代有才人的现象更是屡见诸史籍。三曹、三苏自不必说，金庸引以为豪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家族史，更是近代以来世家文化兴盛的美谈。

（有删改）

材料一：

地方性语言是阻碍多民族间信息交流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会加剧区域性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成为贫困群众脱贫的重要支撑，语言扶贫也就因此得以落地实践。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多元关系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语言政策、语言演变、语言规划等。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更为关注宏观的语言政策设计、语言发展的长期规划，以及语言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关系角色，这种视角将语言的扶贫效用投射到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以制定更长期的语言发展规划参与贫困治理过程。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切入，语言扶贫的格局和立意就既不同于语言经济学视角倾向于个体化的扶贫方式，也不同于文化资本论视角服务于特定区域的自身发展，而是全局性和整体性的统一。

因此，在宏观层面，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关注语言政策设计和规划制定，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推广政策；在微观层面，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关注语言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构建，比如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社区融入问题。语言是一种便于相互理解的符号系统，多民族之间、异文化之间、多语言之间的群体互动必然会带来理解上的障碍和偏差，由此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升级，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阻碍性因素。因此，需要建构一种平等沟通的方式、一套达成共识的话语、一个包容多样性的空间，以此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对于贫困群众来说，这种语言符号并非自然的获得，而是需要通过语言扶贫来完成语言符号传导的全过程，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教育，也就是通过由外而内的力量引入，使其具备日常的话语沟通能力，降低矛盾发生的可能性，以促进形成融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从内而外地改变贫困群众的精神气质，增强其自主发展的精神力量，树立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摘编自向德平、张坤《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与治理效用》》

材料二：

提升贫困地区国家通用语的普及率，打破贫困地区与外界开展信息沟通、要素流通和产品交易的“语言屏障”。以推普促脱贫，不仅需要提高个体的普通话能力，还需提升地区总体的普通话普及率。下成林等人的研究显示，普通话普及率提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先抑后扬”的，存在一个“最低有效规模”，当普及率大于60%时，提高普通话普及率将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的普通话普及率极不平衡，贫困地区的普及率还非常低，离“最低有效规模”还有较大差距，也就是说普通话对话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没有释放出来。提升普通话普及率，逐渐使普通话成为贫困地区的主要交流语言，有助于促进贫困地区与外界进行信息、资源和产品等的交换，克服因语言障碍导致的“市场分割”，促进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人口流动，以及制度和技术的移植与扩散，为贫困地区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借力国家发展提供好的“语言装备”。

利用和开发当地语言资源，使各种语言资源通过不同方式和路径进入生产系统，参与社会大生产，形成生产力，激发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经济活力。语言资源天生是一种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同时具备成为经济资源的“潜质”，在一定的知识条件、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下可以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中，转换为生产力。语言扶贫，就是要将各种语言资源，包括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方言资源通过产品化、技术化、人力资本化和国际化等多种途径，使其以生产要素形式参与到社会生产当中，促进语言资源向语言经济的转化。例如，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与普通话的互译技术，促进生产要素、信息流通，节省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易成本等。总之，要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等多种路径激发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经济活力。

（摘编自王海兰《深化语言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材料三：

贫困往往具有恶性循环的特性，要打破过去长期所处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其难度可想而知。要阻断贫困代际延续，就需要在解决现实贫困的同时，花大力气阻断贫困代际延续。

在基础教育方面，尤其需要在师资队伍和教育管理队伍建设、教育理念更新、培养模式优化、教学资源建设等环节不断改善。与此同时，注重开发学前语言教育，有效抓住语言学习关键期。目前贫困地区幼儿师资严重匮乏，留守儿童问题突出，学前教育保障力不足，这是直接关系到能否阻断贫困代际延续的大问题。在落实层面，需要政府主导并组织社会力量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儿童学前教育问题，开发适合贫困地区学前教育需要的学习资源，提供满足学前教育需求的社会服务。

对家庭语言教育的重视也十分必要。家庭是儿童的第一所学校，要引导贫困家庭家长重视孩子的语言教育，切实做好语言规划、做足语言教育投入。要注重女性语言教育。母亲对子女语言能力的培养影响较大，应高度重视贫困家庭妇女语言能力的提升，以增强其对子女开展语言教育的能力，从而通过语言的“母婴传播”助力消除贫困代际传播。

（摘编自赫琳《着眼能力开发探索语言扶贫新途径》）

①注重此世、安住当下，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品格，蕴含在儒、道、佛的经典文本当中。今天，我们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忽略中国文化注重“当下”这一重要维度。

②儒家注重此世，关注现实人生。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关注今生，活在当下，敬鬼神而远之，不做杞人忧天之思，不热衷于谈论怪力乱神之事，这才是对生命的敬重。《礼记·大学》载：“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所谓的“安”，指的就是此心安住当下。儒家强调通过减少外缘，让自己的心慢慢变得专注，在这个专注的过程当中，内在的智慧将不断显现。反之，则“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③道家也强调接受与安住当下。老子“无为”之道的本质就是接受与安住当下，这是一种随顺生命流动，而不逆流而上的简单而深刻的智慧。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活着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与当下接轨，而唯一能够体会到生命流动的地方，就是此时此刻。在《道德经》八十章中，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指的是，老百姓安于现状，活在当下，他们以其所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风俗为快乐，以其居住为安恬，这实际上是“有道”之人安住当下的状态。在道家那里，“无为”“不争”，就是顺应自然，安住当下，不滞留于过去，不执着于未来，而是始终对当下保持觉知，不争不贪，更重要的是，不与当下抗争。

④佛教更是强调保持觉知，活在当下。佛教中所说的“正念”，即是保持觉知、安住当下，也就是从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虑中摆脱出来，有意识地、全神贯注地觉察当下的一切，它是佛陀的根本教义“八正道”之一。在佛教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完美不存在于将来，而是在此时此地，因此，只有放下过去，放下未来，时时保持全然的觉知，深入观察生命每一个微细的活动，安住在身心的各种现象当中而不执着于它，方能真正明了佛陀的教导。切勿“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⑤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主要是指“心”（“意识”）处在此时此地。王阳明多次告诫弟子思虑过多徒劳无益，他说：“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对于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和还没到来的事，思虑它们有何益处呢？那样只会距离自己的良知本心愈来愈远。故而，要通过“致良知”的功夫，破除“心中贼”，恢复“此心光明”，就是让心安住当下。

⑥应当指出的是，安住当下，并不意味着安于现状，及时行乐，浑噩度日，而是保持警觉，活在当下，更加有意识地去生活。也就是说，在学习、工作、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走出意识昏沉，远离心不在焉。对于过往，不作无谓的计较，也不作耽溺的留恋；对于未来，不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作杞人忧天的担忧，而是将此心专注于此时此刻，在每一个行动当中保持觉察，即时应对生命中的每分每秒。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12月7号11版，作者谢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