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抒情一直是歌谣的首要特征。道理看似浅显，歌谣的抒情性却常因其“理所当然”而被研究者忽略。学者们通常关注歌谣的语言形式、历史文化语境、传唱内容及主题，而对于抒情的动机、情感的浓度、抒情特征与价值，却少有人关注。其实，歌谣是为达到抒情的目的而存在的，人们通过抒情来缓解压力，转移注意，歌谣的演绎能够起到文学治疗的作用。《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谣情感抒发的特点，即使到了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谣”而“歌”的特点不变。原因很简单，歌谣是用来抒情的，抒情特征从来没有褪色。

我曾做过一个线上调查，“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在线歌曲？”选项中“民间歌谣的现代改编”获得了73%的最高占比。这至少说明，现代生活中人们排遣郁闷、打发时间、抒发情感、休闲娱乐的歌唱，最看好的还是辨识度较高的传统歌谣。我在整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福建卷》（以下简称《大系》）的时候，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传统歌谣之所以能被不断传唱、演绎，主要在于它的抒情功能。

但是抒情是讲究传统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群体，都有各自特定的抒情方式和习惯，或者说有各自的抒情传统。歌谣传承时，抒情传统需要被特别尊重。2022年底我前往观赏某县文联举办的童谣演出，原本只是念念有词的“谣”，到了舞台上都被谱上曲子来演唱，改编者说是为了传承方便，也是体现“创新”，这样做却违背了歌谣在本地的抒情传统，老百姓并不认可。座席一侧的一位长者称这些歌谣唱出来虽是新变，但不合本地歌谣“只念不唱”的传统。

歌谣是诗的先声。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四种诗的功能，其实就是歌谣的情感抒发功能。调动人的情绪、维系同仁情谊、批评针砭时弊，皆由歌谣唱诵和传播者的情感力量来推动。《诗经》以“风”指涉歌谣，有了“风闻”，必有“跟风”。歌谣之所以喜闻乐见，皆因其群体投入的抒情功能。前几年，在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群体中生出一种致力复兴“家乡”方言的演唱行为。同一个地域群体或方言群体，用其共有的“歌谣”来温暖彼此、唤醒乡土记忆并实现族群认同，是抒情传统的魅力之所在。同唱一首乡土的歌，也是对文化区域性、丰富性、多样性的“抒情性维护”。同样的方言歌谣，让同样在外打拼的家乡人找到了抱团取暖的“知音”。

这些方言抒情，既是传承的，也是创新的。这种传承，是固有抒情方式在异地的传承与延伸；这种创新，是固有抒情方式在异地以新的媒介（如歌友微信群、自发组织的电声乐队）用家乡话演述打工地新的生活内容。例如广东五条人乐队用海丰话创作的《道山靓仔》等歌曲受到广东内外潮汕话群体的热情追捧；广东九连真人乐队的客家话歌曲《凡人歌》《莫欺少年穷》等也唱出了海丰客家同乡的乡情。舞台上下的歌谣群体性唱诵，实现了“共情”。

我们在《大系》编纂过程中关注到一些乡土文人甚至还会主动搜集歌谣、记录歌词、灌制唱片、带徒授艺，来体现他们对本土歌谣的钟情。类似做法由来已久。清末民初，福建霞浦白露坑人畲族歌王钟学吉曾在霞浦开设过山民会馆，成为畲歌歌本汇集与传播的重要场所，类似于今天的民间歌谣传习中心。钟学吉不仅编写了数百首小说歌（如《末朝纲》《九节金龙鞭》等），而且自觉整理了大量畲族民间歌谣。如果缺失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对本民族抒情传统的无限珍爱，他就不会有这种存续歌谣文化遗产的远见卓识。

说到歌谣群体性的抒情传统，必然要追溯歌谣的源与流。歌谣中最早的抒情表达或与仪式有关。人们借助抒情以调和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用仪式里的抒情抚慰日常焦虑与不安。《诗经》专辟“颂”诗，意在强调抒情的仪式功能：“丰年多黍多稔，亦有高廪，万亿及种。为酒为醴，燕界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周颂·丰年》）。这种去日常的仪式抒情，说明抒情（咏诗）曾经是人从世俗“分离”出来进入人神相交的“阖限”期集体约定的一种职责与义务，献上抒情（赞美）和祭品（酒醴）以表达对神赐丰年的喜悦和对荒年不安的抵御，说明仪式抒情曾是人神关系的一种调和。回到日常后，人把抒情用在人与人之间，其目的仍不脱抒情的符号建构性质。由此，可将歌谣的抒情传统区分为民间生活中的世俗抒情（如情歌、号子）和仪式抒情。其间没有截然的边界，只要生活需要它们，抒情就开始了。

与文人诗相比，歌谣的抒情是最不拘套路的。歌谣的抒情者和抒情的接受者更在乎“即兴”中非同寻常的新鲜表达，每一次抒情，都是符号的重新洗牌和建构。

“哥是山中千年树/妹是山中万年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这是一首闽西客家民歌，四个句子的语词平常不过，不可能像王安石那样在“绿”的觅取上咬文嚼字，但经类似于“文字游戏”般的排列组合（“树死藤生”“藤死树生”）后，这首民歌体现出来的“诗性智慧”，却让人感受到抒情符号有序化“建构”的无穷魅力。

（摘编自夏敏《歌谣抒情传统再梳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什么是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标准是“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但是，世界上也不乏未同时具备“三要素”的文明，如中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为文明社会，但该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而辉煌的印加文明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其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并不能作为信史。因此，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有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者。国内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国外部分学者和国内个别学者则怀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只能从符合国际学术界“三要素”标准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

要想消除学术界存在的疑问，非常重要的是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田野考古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如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在辽西的红山文化区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坛庙冢等。加之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各自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思路，促使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

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国内众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参与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探源工程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目前研究工作已经进入第五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的长河发端于何时何地？流淌过怎样的曲折历程？这些问题牵系根脉，事关“何以中国”。

（取材于王巍、施雨岑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满天星斗——已故的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说。多年来，探源工程专家聚焦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以田野考古为工作重心、擦亮已经沉睡数千年的文明“星斗”，为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提供重要证据。

经过多年努力，探源工程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由于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业基础，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代国家雏形），这些文明经历了不同的兴衰过程，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与此同时各个区域文明彼此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如以玉为贵的观点、龙的信仰、祖先崇拜、天人合一、礼仪制度、和合思想等。距今4300～3800年前，由于环境变化和社会内部变化等原因，长江流域、黄河上游和下游以及辽河流域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相继发生衰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兼收并蓄、吸收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迅速发展，持续崛起，成为最为兴盛的文明，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历史格局，形成了早期中国，这种历史趋势可以概括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多元一体”也奠定了日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源头和远因。

值得一提的是，探源工程还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发展特征的文明判断标准，为探索世界各地文明起源作出了中国学者的贡献。探源工程的专家团队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观点，冲破了西方学术界文明“三要素”理论的桎梏，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出现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家，具有可辨识王权和国家的物化标志，即都城或其他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高等级建筑（宫殿）的出现、随葬品丰富且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器具（礼器）的大型墓葬的出现、贵重资源和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和分配统治者所掌控、战争和暴力成为常见现象、稳定的分层级的区域社会等。新标准的核心要义是国家的产生。

正是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论证了中华5000余年文明的历史沿革和现实存在。同时，这一标准也符合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特点，具有普遍意义，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文明研究作出的有益贡献。

（取材于赵辉、王思北等的相关文章）

①中国的图谱之源远流长。一般可从遥远的河洛图谈起，以后这些方面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一些思想。早在《华阳图志》中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图经《巴郡图经》，以后图经这种表述体裁成为几个时代的重要文献。所以，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地学文献发展史中曾有一个“图经时代”，就是汉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图经》成为我们地学重要的文献体裁。在这个时代，图像与文字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图像同时有传情达义、佐证文字、直观愉悦的三大功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插图，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称之为图像。

②宋以后，文字气场越来越大，随着思想文化越来越深邃宏大，在人们的意识中，图像能表达思想的深度和准确性大大削弱。特别是深邃的义理之学已经使图像感到有明显的“图不达义”之感。同时，由于传播相对困难，表意欠缺深度和准确性，图像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宋代出现过一个可以重拾图像地位的机会，人们提出“左图右史，吟风吟月”或“左图右史，朝吟夕讽”等，从这些话语看好像对图像的功用十分重视，但与印刷术有关的图像，这种依靠雕版技术的表现方式，图版的保存流传较为困难，所以很多图书都出现了图像丧失的现象。

③与传统史学不同，国内现代史学始于20世纪初，可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作为标志。梁启超强调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并推崇史料的价值。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呼吁重视甲骨文献、简牍文书及图像中的历史信息的史料价值。他们通过纸娟绘画、石刻浮雕画、壁画、岩画、木版画、模板刻画等，将史料利用及史学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

④虽然在迭出的新史料中，文学大家们也对图像流露过浓厚的兴趣，但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化。郑振铎就批评过“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即便这样，郑氏所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免不了只是个“插图本”，它没有利用图像来研究文学史，利用图像史料来研究文学史的科学。时下，伴随着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⑤图像和文字能够相互印证。作为史料，文字能蕴含丰富的信息，而图像明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几年前陕西潼关发现一座隋代大墓，后来根据列戟的数量，推断出墓主人为隋太子杨勇。戟是一种武器，也可作为仪仗器、礼器使用。唐代列戟制就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力。《唐六典》中记载：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施十六戟……目前已知的墓穴发现都跟文献完全对应，列戟形状也一目了然，对还原当时礼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⑥图像还能让我们认识到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文字描述，这个缺陷就要用视觉资料来填补，比如行人、小贩、工匠、茶客、剃头师、算命先生等三教九流，并非都能载入史册、留下文字印记，而许多画作却能让人看到 ，熙熙攘攘之景 。

（摘编自孙振华《中国古代图像史料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