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与歌原为一体，是文学与音乐在艺术审美层面的有机结合，是人类通过有声语言表达自身情感体验最自然的艺术形式。《墨于·公孟》中“诵律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阐述也说明了，诗原本就是一门可以通过多种表达方式、多种演绎手法来展现的综合艺术。从历史角度看，两千多年来，我国诗歌艺术与音乐艺术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从《诗经》的雅乐范本、《楚辞》淳朴清新的地域民歌元素。到宋词曲牌中华丽绚烂的器乐化音乐语言的广泛应用，文体与曲体的高度统一等等，可以说。在一段时期里，诗歌艺术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中最具传播效应的文化载体，推动并引领着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发展潮流。在文化功能与审美理念层面，古典诗歌与传统音乐也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不论是礼乐的教化思想、雅乐的审美情趣，还是文人音乐的言志风格、民俗音乐的叙事手法，都可以看作是在诗的艺术范畴下，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的凝练结合与高度统一。

然而，今天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古典诗词作品，大多只是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一方面，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诗歌作品演绎完整记录文献的严重遗失、损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传统音乐记谱法的特殊性与多样性，造成了古代诗词音乐溯源与音响复原的诸多困境。因此，古典诗词作品的创作初衷虽饱含音乐元素，但如今大多却只能通过朗诵的方式来传承和推广。这不能不说是文化艺术传播中的一大憾事。音乐的丧失，影响了今人对古典诗词整体风貌的感知，欣赏。中国的古典诗词，如果不从音乐的角度来解读，那就少了品赏诗词的一个天然维度。

当前，国学热、讲词热已然成为新兴的社会浪潮。如何更好地将经典与时尚融合，让古典诗词吟唱推广开来，并重新绽放艺术的光彩，许多文艺工作者不懈地尝试，努力，创作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古诗词吟唱作品。同时借鉴近年来我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从20余种古乐谱文献中，辑录出原汁原味的古人歌诗曲调，并且力图将古老的诗词音乐作品，通过现代的记谱方式，使其重新绽放艺术的美感。种种努力，只为用现代的传播方式传承经典，服务社会，拉近古诗词、传统音乐与当前普通受众的距离，将失落的古代歌诗传统检拾起来，传下去。

（摘编自何浑《今天我们如何吟唱古典诗软》)

①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标志。 敦煌地区约 500 个石窟中,都绘有大量的飞天形象。 飞天,是由佛教中的干闼婆和紧那罗演化而来。干闼婆,意译为天歌神,紧那罗,意译为天乐神。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是一对夫妻,后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众神之一。 干闼婆的任务是在佛国里散发香气,为佛献花、供宝,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 紧那罗的任务是在佛国里奏乐、歌舞,但不能飞翔于云霄。 后来,干闼婆和紧那罗相混合,男女不分,职能不 分,合为一体,变为飞天。 现在,把早期在天宫奏乐的叫“天宫伎乐”,把后来持乐器歌舞的称“飞天伎乐”。

②敦煌飞天不长翅膀,不生羽毛,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千姿百态,千变万化。 这是在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外来飞天艺术的成就,发展创作出来的敦煌飞天形象。

③敦煌早期飞天多画在窟顶平棋岔角、藻井、佛盒上沿和本土故事画主体人物的头上。北魏时期飞天所画的范围已扩大到说法图中和佛盒内两侧。飞天形象虽然还保留着西域飞天的特点,但已发生了变化,逐渐向敦煌飞天转变。 如北魏 226 窟北壁后部说法图西侧上方的一身散花飞天,脸型由椭圆变为长条但丰满,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身材修长,衣裙飘曳, 横空飞翔,豪迈大方,势如飞鹤,鲜花飘香,姿势优美,动感特强。 隋代飞天正处在融合、探索、创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体型不同,身材修长,比例适度,腰姿柔软,绰约多姿。脸型有的清秀,有的丰圆。服饰不同,有上身半裸的,有穿大袖长袍的,有穿短衬长袍的。飞态不同,有单飞的,有群飞的,有上飞的,下飞的,逆风飞的,顺风飞的......

④到了唐代,敦煌飞天已完成了中外吸收、融合的历程,完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达到了艺术的顶峰。 唐代洞窟的四壁画满了大型经变画。 飞天不仅画在藻井、佛盒上,大部分画在经变画中。 佛陀在极乐世界正中说法,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 那迎风摆动的衣裙,飘飘翻卷的彩带,使飞天飞得轻盈巧妙、潇洒自如、妩媚动人。 五代、宋以后的飞天,在造型动态上无所创新,逐步走向公式化,飞天的风格特点虽不同,但一代不如一代,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艺术生命。

⑤古人云:敦,大也;煌,盛也。 敦煌石窟保存的从会元 4 世纪(十六国)到 14 世纪(元代)历时千余年的众多飞天形象,是民族艺术的瑰宝,是古老不衰的东方明珠,婀娜的飞天, 静美的佛雕,辉映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璀璨斑斓。 敦煌壁画为人类展现出了一幅幅人文奇观, 后人因敦煌壁画的绚丽辉煌而震撼,创作了无数敦煌歌舞。 (选自《地理中国》)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