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也因此被誉为“第四通”。通过问卷调查和走访座谈发现，大部分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对中华民族文化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其中部分人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国学等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并能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约束自身行为。绝大部分的受访者肯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并赞同“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优秀的民族”这一说法。但涉及国家身份，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就是大陆，而台湾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台湾居民常以“台湾人”自称。

在采访和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了解民族文化的渠道是电视或网络，希望去大陆感受体会，但当前大多以旅游的方式前往。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华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认识到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华文化的践行存在着一定差异。在面对“是否有必要在学校开设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课程”的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有必要，但是被问及“是否愿意主动践行”时，回答却是否定的。

对这一群体展开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对于加深两岸之间的交流、促进彼此了解、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及继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利于通过构建两岸的文化认同，形成两岸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

（摘编自卢文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材料二：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而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总是与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相关联。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如果族群认同过于强势，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危机就可能被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触发；如果国家认同强于族群认同，多民族国家就容易经历各种风雨变幻而保持统一。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它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必须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部分，也与国家认同有交叠部分。文化认同也与一定的地域相关，即使是同一个族群，在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归属感。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完全重叠。当然，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既为是香港人或澳门人，也为是中国人感到骄傲。现在仍然存在认同危机的是台湾，这是由内战所造成的分治产生的。台湾与大陆之间民族文化认同是基本重叠的，但是国家认同出现了复杂的现象。很多人虽认同中国，但对中国的表述出现多种形式；也有部分人采取“台独”的立场。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体”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为了国家统一，我们必须进一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从而扩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叠内容。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是保障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性因素，会强化公民的归属感。

（摘编自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

材料三：

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但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要形成国家，就必须由具备族体意识的人开展积极行动，各种局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局部性的民族认同本身不等于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但是它们是国家认同的血肉，如果没有这些局部性的群体意识，国家认同就会形同空壳。

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血缘、文化传统特征等因素。例如，在确立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中，我们往往强调“中华儿女”“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等标识民族特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强有力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亲和力，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关注的是肯定“我们”的存在，而国家认同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存在。单纯的自我肯定的局限性反映在民族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重要性，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而得以实现。

（摘编自张宝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大众文化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它的娱乐性使得民众更少地思考，它的五花八门使得民众沉入信息的海洋中无所适从，它的来自个人的不可确定性和庸俗与低级趣味的嗜好与追求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精英文化曾经是大众文化之前备受世界宠爱的东西，但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精英文化是一种具有思考性与担当精神的文化，它对于如何提升大众文化的内涵与品质越来越重要。

精英文化的“前瞻性”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势必造成两者间的冲突。“先知性”是作为社会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一直强调的，他们作为敏感的先觉者，把自己所感到的变革气息诉诸笔端，反馈给广大民众，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新文化运动。而与此相对应，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商业性和世俗化倾向，表现出明显的功利目的和市场品性，因此冲突成为必然。精英文化的“高雅追求”与大众文化的“世俗追求”导致了两者的冲突。中国文化自《诗经》的风雅精神开始就一直执着于高雅追求。而大众文化则带着鲜明的标准化倾向，即从多数人的一般需求特征和接受水平出发，同时它还兼有娱乐性，追求诉诸感官的娱乐效果。这些都决定了这对矛盾的存在。

而精英文化的“自律性”与大众文化的“他律性”之间更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自律性”是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特征，无论是“建安风骨”还是“正始之音”都受一种内在文化品格的限制，并形成了具有一定特征的创作自觉。而大众文化则完全没有这些，更多的是受外在技术及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他律性”。这对矛盾可以说是创作领域一切冲突的根源所在。

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精英文化的土壤源于大众文化。我国千古名篇《诗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在经过文化精英的整理加工后得到提升，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京剧等戏剧，中国传统工艺等，原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经过文化精英的整理加工后现在则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成了雅文化。应该说，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吸取营养，反过来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借以提升我们的欣赏品位与民族文化素质，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社会发展中，形成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中显得格外重要。

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同是作为文化形态，我们愿意看到的是文化能够对人们产生积极向上的引导和教育作用。无论是大众文化的精英化还是精英文化的大众化，二者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过程是在不断发生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精英文化能够影响尽可能多的人，同时大众文化也能够进一步纯净化和高雅化，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便又迈出一大步了。

（摘编自魏继新《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刚柔并济是正道：老子的“柔实力”

叶自成

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及从中延伸的“柔实力”，是老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柔实力”有丰富的实践。柔弱与刚强，亦如一阴一阳，一正一奇，形成了治理国家的两个方面，刚柔并济是正道。“柔实力”可以为今天国家治理和天下治理提供有益的思想基因。

老子思想中的“柔弱”大体上有五种用法：一、以“柔弱”指身体力量、实力、硬实力的弱小，如“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之“弱”，这里说的刚强胜柔弱，即力量大的一方战胜力量弱小的一方。这是通常的规律。二、以“柔弱”指精气神的生理心理状态，此时的“柔弱”意为意志的柔韧、精气神的充足，如“弱其志，强其骨”。三、以“柔弱”指大道的体用关系，如“弱者道之用”，讲的是大道为体，柔弱为用，是一种哲学上的体用概念，与力量大小无关。四、以“柔弱”来论述其对立面坚强，论述柔弱与坚强的关系，所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是指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发展过程，要经历从柔弱到坚强的变化。老子这里所讲的柔弱与刚强的关系，是警示人们，柔弱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生命体变成坚强者时，就要开始走向反面了。第五种用法，使用的次数最多，内涵也特别丰富，就是“柔弱胜刚强”。这里的柔弱胜刚强，显然不能直接理解为力量弱小的战胜力量强大的，因为这违反了常识。这里的柔弱者并非指力量柔弱、弱小，而是指力量的柔性使用，即“柔和谦顺”。

老子论述的“柔弱胜刚强”，可以从以下两种情况来理解：一是，力量弱小的一方，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凭借柔力量的优势，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取得胜利；这里的柔弱胜刚强，准确地说是善于柔性使用力量的一方，战胜力量强大的一方；或者说善于柔性使用力量的一方，战胜力量与自己相当，但却刚性使用力量的一方。二是，力量强大的一方，面对另一个强大的敌人时，善于柔性使用力量，因此力量强大的一方以柔性力量，战胜力量更强大但却刚性使用力量的对手；当然，在面对力量不如自己的一方时，它也善于柔性使用力量来战胜对手，以达到以最小代价争取胜利的目的。总之，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柔弱胜刚强”，但这个战胜刚强的“柔弱”，一定不是指力量弱小的“柔弱”，而是指柔性使用力量之“柔弱”。

西方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曾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中虽然从未提及软实力，但中国人其实早已深谙此道”“中国有魅力无穷的传统文化”。老子有“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孔子也有“柔远人”的思想。老子和孔子的“柔”，是大道的化身、仁德的表现。除力量的柔性使用之外，我们还可以将与硬实力相对的那些非硬性的、有柔性影响力的因素吸纳进来，这其中包括价值信仰吸引力、思想文化吸引力、个人魄力和感召力、说服力等，共同形成“柔实力”。

总之，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经济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还是人的素质的提高，都要根据时代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努力增强硬实力，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使外部敌对势力不能对本国起觊觎之心；另一方面，要努力加强柔力量的建设，提高对道与德的认识把握能力，提高执政者与百姓的和谐程度，提高国家的对外吸引力、影响力。只有刚柔并济才是达致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术。

（选自《北京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