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恒定不变的价值，表现形式也不断嬗变。近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与互动需求，加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地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精神。故宫通过与动漫、影视、文学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较少，缺乏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贴切的表达方法，呈现出既具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冷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多数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曾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就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贯穿生活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意境”“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等）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材料三：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摘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毫无疑问，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从乡村秩序到城市秩序，本身确实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你看《清明上河图》那幅长长的画卷，好像就是一个从疏落的乡村，渐渐地往繁华城市过来，这是一个连续过程。可以肯定地说，当传统的乡村向现代的城市发展，现代城市越来越大，改变了人们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国家逐渐现代化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乡村秩序是传统中国占主流的意识。费孝通《乡土中国》曾经讲中国本质上是“乡土中国”，中国的乡村秩序比如差序格局、家族、系统、男女有别的礼制就是中国的“社会秩序”。可是，这一切在逐渐发展的近代城市里面都变了。

大家可以看到近代城市里面，不再仅仅是地主和农民，各种行业、各种身份、各种角色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原来乡村秩序里家庭、家族、宗族的密切关系，在城市里面被打破了。过去父子主轴的家族里面那种礼制是不能够建立城市里的生活秩序的，城市里面生活的秩序不可能再靠以前“上下有序、男女有别”的礼仪制度管理，只能改用“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来治理。

在时间分配的关系上，过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黑夜白天非常分明的时间观念，在城市里面也被打破了。当照明条件改变了，生产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这种日夜分明的简单乡村秩序也被破坏了。

城市商业也一样，从最初的商店到大百货公司，再到现在的超级市场，已经改变了过去农村里面贸易和交换的形式，人们越来越不需要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了，一切都可以在商店里面买到。

现代城市对传统乡村的中国人带来很大震撼。大家看一些文学作品就知道，茅盾《子夜》里吴荪甫的老太爷一进城，看到五光十色、光怪陆离，马上就晕倒了。这种震撼在古代也有，唐诗里面就有“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但是，这并不是批判现代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代表了新方向。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城市的文化史研究》）

材料二：

在现阶段，我国城市更新往往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宏观层面的城市改造运动，且具有强烈的计划性、目的性和功利性色彩，其典型特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过于强调城市更新中的物质化、技术化过程，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社会化、现代化过程。城市更新的根本目的是在为城市居民生活创造更好、更有效的生存环境，因此，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上了。我们不是为了城市而进行城市更新，“城市”只是我们城市更新的客观对象，而作为城市主体的“人”才是行动的根本目的。所以，作为主体的“人”应该是城市更新中的“核心”。城市更新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完善自我的过程，是“人化”的过程。

二是过于强调物质层面上的城市更新，忽视了文化层面上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本身应该包括物质与技术层面、文化与制度层面两个维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并不是按照城市更新的两个维度平衡发展的要求同步进行的，其结果在宏观层面上造成了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城市更新快速发展与文化层面的城市更新相对不足的严重失衡，或者干脆只有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城市更新而没有文化层面的城市更新。

三是过于强调城市更新中的表面特征，忽视了城市更新的本质与内涵。比如，过于追求土地、资金、建筑、道路等“数量”上的扩张，而对城市更新中的“质量”重视不够；比较重视城市各项基础设施等物质方面的“硬件”改造，而在城市精神文明、人文素质等“软件”方面的配套改造严重不足。城市从本质上看到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城市更新应该体现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服务精神。

四是过于强调城市更新中政府部门及其领导的推动作用，忽视了广大社区居民的参与性和能动性。其表现主要体现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定多，自下而上的城市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和建设少。有些为加快城市更新而进行的“土地运动”，却损害郊区农民的利益。一些城市旧城区的改造，客观地造成了许多社会文化空间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结构的破坏。

城市更新可以改变居民原有的客观生活环境，但却无法还原已有的生活结构。如果城市的更新，给居民在物质或是精神上带来负担，我们就需要做出改变。

（摘编自文军《城市更新的社会文化基础及其张力》）

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环境史研究在初起之时都曾遭到过质疑：历史学家应该关心生态、给环境写史吗？

首先需要指出，“历史”并不只是“人的历史”，至少不只是“社会人”的历史。历史学家应当关心自然变化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即使只书写人的历史，也应该注意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无法摆脱的自然属性，这一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最终的依赖关系，否则就不能全面认识人类、社会和文明。中国传统史学原本博综天人，正史多设天文、地理、灾异等志，而地学著作多归史部庋藏，卷帙浩大的地方史志更是综括天、地、生、人。及至近代，因受西学影响，正统史学才一边倒地偏向了人类社会历史。其实，在中国近代史学创立者们心中，“史”也并不单指“人的历史”，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他们明确指出，史学具有“合众科而自为一科”的特殊性质，“史”的范围极其广泛，且与各种自然、人文、社会科学互不可缺。梁启超最早把史的范围圈定为“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天象、地形之类自然现象皆非史的范围，但其新史学构想体系庞大，涵盖极其广泛的领域。他非常清楚史学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存在着直接或间接关系，批评旧史家“徒知有史学，而不知与他学之关系”，认为众多学科包括“天然范围”的自然科学公则公例都可供史家参考利用，这些与当时许多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然而非常遗憾，在所谓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受日益强国的“分科治学”体制影响，历史学被划到“文科”，从此教学和研究同自然科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终致两相悬隔，导致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在主流史学中经常性地缺席或者被虚体概念化。这不仅背离了中国史学传统，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历史唯物论时反复强调人的自然属性、高度重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作用，亦发生了明显偏离。

另一方面，当今各种“环境”和“生态”问题都不仅仅是自然问题，它们也是（甚至主要是）人的问题。因为“环境”首先是人的环境，是以人为中心来界定的，“生态”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众多事物和因素之间的关系状态。环境生态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它们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否则人们怎会关心挂怀呢？追溯问题成因可以发现自古至今，我们这个星球已然发生沧海桑田式的巨大改变，自然环境愈来愈被人工化，越来越多的生态问题实为人类活动所致。观察现实亦可看到，环境生态问题是有史以来人类遭遇到的最具广域性和复杂性的难题，如今环境保护的最大短板和制约，并非科技能力低下，而是人的工作难做，单靠自然科学家并不能认清问题本质，更无法拔除危机根源，以探研“人事”为主要职责的社会科学和历史人文学者亦须参与并且贡献智慧。

（摘编自王利华《历史学家为何关心生态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