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恩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②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戚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③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④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庸、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⑤“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有删改）

①自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开始，“自然人化”（指在人类意识的渗透下，自然原本的特色被进一步改善和发挥，使其具有审美性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便成了自然美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热”。其中，大多数美学研究者赞同自然美生成于“自然人化”的判断，只是对“自然人化”的理解有差异。如有的主张自然美源于“情感化”，运用“移情”解释自然美；有的则主张自然美源自“实践化”，认为劳动实践是自然美得以生成的路径。

②但“自然人化”命题，难以有效解释“人化”自然过程中的美丑并存现象，无法阐释自然美和实践美学关于美本质界定之间的内在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当代美学在这一发展阶段，深受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哲学框架的束缚，没有借鉴现代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也没有承续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开始，便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高扬人的主体性大旗，强调对抗自然、征服自然，自然的审美价值因此而长期遭到否定。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美才开始受到关注；到启蒙运动之后，自然因象征自由、浪漫而成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到现代，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逐步消解，自然在“诗意地栖居”等思想中，方成为自然本身。

③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实与西方之“自然”在内涵上存在着错位：前者具有非实体性，而后者则指向实体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秉持自然生命观，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等。由此，在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建构中，除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移情”外，更有“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的“畅神”，“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互赏”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可谓是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

④20世纪90年代，生态型美学开始在中国勃兴。所谓生态型美学，主要是指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景观美学。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基础不同，分别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景观规划设计学和景观生态学。同时，观察维度也不同；生态美，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旨在凸显自然生命样态之真；环境美，强调在人与自然之间建构和谐自由的关系，旨在凸显自然生存环境之善；景观美，则强调形式的艺术性，旨在凸显自然物象之美。

⑤而三者之所以可统称为“生态型美学”，在于有共同之基础：秉持生态世界观，即以生态地球为本体，认为人与自然平等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汲取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文化，以深化生态世界观；坚持生态审美原则，从生态维度重新理解美与丑，进而从自然出发、以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强调生态审美方式，基于但又不受限于自然科学理论，以生态感知方式体验自然美。

⑥因面对共同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国内兴起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西方生态型美学很快交汇融合。在生态型美学理论体系中，自然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物质性存在，而是处于整体有机关联且动态流变之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存在；作为审美者的人，也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与自然物同处生态系统之中的生命存在。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审美关系的建构，便促使“自然人化”在两个维度发生转变；走向“自然化人”——由于自然生存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加重，人更加注重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将生态规律视为“美的规律”的有机内容；走向“人的自然化”——从理性的、处于主体地位和作为类的“人”，走向更为关注生命体验和生态保护的人。

⑦在生态审美原则下，自然美的呈现，是诉诸本真生命样态，展现出自是、自在、自为和自由等审美特征。自然美的构成，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审美原则下的形式美，而是凭借自身的生命价值、在生态系统中的动态平衡价值等，展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摘编自席格《自然美学的演进与拓展》）

明代是茶叶生产的重大转型期，明太祖朱元璋推行芽叶茶的政策，对中国古代茶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使茶叶的生产、销售、消费诸经济层面较前朝有相当大的增长。明代前期茶叶贸易实施官统制，官卖官销，垄断经营茶，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明朝中后期因朝廷经济能力衰退而大量吸收民间资本参与营运。明代茶叶分官茶、商茶、私茶。官茶西北易马。商茶由民间商人经营，领引纳税，准许公开售卖，私茶是未经请引纳税，走私交易。明英宗正统以后，随着边境茶马交易的衰微，民间茶的贸易活动得以迅猛发展。茶业官统制结构向民间商人经营的结构性转化。

从明代正统至清代前期又形成一个茶叶经济兴起的高峰期。明代茶叶贸易大体可划分为边境地区、内陆地区和海外三类市场。由于明朝军队对马匹的需求，茶马交易是明朝茶业经济贸易的主体。凡是朝廷设置茶马司的地方，是官方进行茶马贸易的中心。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资本的大量进入，以致民间茶商取得了支配地位。所以明朝边境地区的茶叶市场，是官、商共同以茶叶与少数民族进行的贸易活动。明朝除边境茶外销严加控制外，内陆地区的茶叶流通只要不违朝廷“茶引”制度，民间茶商是可以进行贩运行销的，采取较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明朝同海外诸国的经贸往来，是以“朝贡”的形式来维系的，在此基础上生发并扩展了民间的贸易。同时，随着明朝海外移民的增加，茶叶的对外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同明朝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皆尝来往广东”，因而广东地区在明代兴起了海外贸易。

在明清茶叶贸易发展中，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由于茶叶流通范围扩大，商人地位的提高，茶商队伍的扩大和商业竞争的激烈，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乡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联络计议之所的茶叶商帮。他们在长期商贸活动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展了市场空间。

清代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又是中国传统茶业经济中心地位逐步丧失的阶段。从18世纪到鸦片战争前夕，是华茶出口贸易的发展期，茶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大量茶叶输入欧美国家，使中国外贸有较大顺差。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华茶出口贸易的繁荣时期，国门洞开，列强入侵，刺激了茶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华茶一度独步国际茶市。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出口之数逐步减少，陷入不可收拾之险境，这是华茶出口贸易的衰落时期。华茶从繁荣到衰落，帝国主义的扼杀是罪魁祸首，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是内在的原因。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近代茶业终于走到了尽头。

（摘编自陈宗懋、杨亚军主编《中国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