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时下流行的表情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古文字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楠将古老与新潮融合一体，设计出系列甲骨文表情包，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从1999年起，陈楠开始对甲骨文艺术设计进行研究与创作。“作为韩美林老师的设计助手，我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运动造型设计，融进甲骨文元素的体育运动项目造型，受到世界各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好评，成为经典案例。”陈楠说。近20年间，他发表了大量关于甲骨文的设计作品，2017年首套甲骨文设计字库正式上线，同时他还把甲骨文设计成表情包、动画、贺卡、手机壳、丝巾等创意产品，带动了大量年轻人重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目前，陈楠采用当下流行的网络语言和热词，创作发布的甲骨文表情包已经有6套。他关于汉字设计的专著在海外出版发行，甲骨文等汉字艺术设计作品也在法国、匈牙利、美国等地展出。

（摘编自《陈楠：把甲骨文“玩”出“表情”来》）

材料二：

文字是文明诞生的标志，文化传播的先导是文字。甲骨文传承数千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之一，如何在纯粹的甲骨文研究、社会传播和文明交流中搭建桥梁，如何让深藏在博物馆里的甲骨从清冷库房中走出来，体现其时代价值，更多的人在尝试、在努力。

甲骨填色的拉曼光谱分析，计算机拼接甲骨图片技术报告，甲骨文大数据库平台的发布……科技手段在甲骨学研究中的运用是一个新的趋势。识别与释读，一直是甲骨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中，大部分未获识别。人们对未来进一步利用科技手段来研究解决甲骨文问题充满期待。

“殷契文渊”平台的发布也让人欣喜。它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指导下，建立的一个集甲骨文字库、著录库、文献库为一体的甲骨文知识共享平台，包括“三库一平台”——甲骨字形库、甲骨著录库、甲骨文献库、甲骨文知识服务平台。对甲骨文感兴趣的人可以借助这一平台认识、学习、研究甲骨文。

（摘编自靳晓燕、王胜昔《甲骨文：我们这样走近你》）

材料三：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一个多世纪前，学者罗振玉在朋友刘鹗家中初见甲骨，既惊又喜，大受震动后写下这段话。历经120年，几代甲骨文研究工作者辛勤努力、接续奋斗，誓要从千年中华文明标志的甲骨文中解码出历史记忆的真相。日前，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专家纷纷就如何做好甲骨文的传承工作建言献策。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一曼看来，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比如，殷墟文化分期的绝对年代确定、殷墟考古发现的许多重要遗迹遗物的年代和性质等考古学问题，都是依据甲骨文资料和甲骨学研究成果来探讨的，因此，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这样定会取得更大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说，应保护载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甲骨文的尊严，杜绝伪造、乱用、乱通假甲骨文字的现象，注重多元化、多路径的甲骨文研究理论、方案、方法的探索，完善甲骨学学科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甲骨学发展氛围。

2018年，国家图书馆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整理与研究》正式立项，这意味着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整理研究进入快车道。据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介绍，目前已基本完成照片采集和释文，正加紧推进排序等整理研究，力争早日完成《国家图书馆甲骨全集》的整理出版。

（摘编自孙亚慧《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材料四：

长期以来，西方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文字是埃及传入的”，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我们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甲骨文有其独特的异彩之处：

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产生于5500年前，埃及的象形文字产生于4100年前。而随着中国考古新发现，汉字的起源时间一再被提前。夏朝有没有文字，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是许多夏王朝纪年范围内刻画符号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如二里头文化刻画符号、陶寺文化朱书陶文、河南登封王城岗刻画符号等，有的已具有类似文字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夏代至少出现了文字的萌芽。

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四世纪随着波斯王国一起消亡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到公元前五世纪也灭绝了，后来的埃及文字没有将其传承下去，以至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长期得不到解读。而甲骨文的境遇却大不相同。

古人总结的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即“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甲骨文与后世的文字关系十分密切，实为后世方块汉字的鼻祖。

据文献记载，中国汉字在秦汉年间传入越南，越南长期使用汉字至十三世纪才有本国文字。汉代初年汉字传到朝鲜，直到李朝初期，他们依据中国音韵，研究朝鲜语音，创造出朝鲜文字，并于公元1443年公布使用，朝鲜才有了自己的文字。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绝迹较早，其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影响无从谈起。

（摘编自李雪山《甲骨文与中华文明的传承》）

家庭阅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几千年不曾断裂，这与家庭阅读的传承不无关系。书籍是文化的载体，阅读就是一个传承发扬文化的手段，家庭阅读是培养阅读兴趣和打造阅读基础的摇篮，也是最核心的阅读方式。因此，家庭阅读的重建关乎人们素质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更关乎国家民族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振兴。

家庭阅读重建的基础理论很大程度上来自儿童教育学的发展，出于对儿童的关注，家庭阅读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许多研究者认为，家庭阅读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因此，营造一种爱读书、经常与幼儿交谈的家庭学习气氛，便成为家庭文化环境建设中极为有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著名的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在《为幼儿创设良好的环境》一文中指出：“要孩子学会阅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必定要先有阅读的环境。”

梁实秋先生说过：“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教授的高希均先生在《构建一个干净社会》一书中也提倡：“家庭中应以书柜代替酒柜、书桌代替牌桌，转移上咖啡馆与电影院的金钱与时间来买书、读书。”确实如此，一个到处都能看到书的家庭才有可能培养出爱读书的孩子。在一个充满好书的家庭环境中，家长经常看书、谈论书、珍爱书，孩子耳濡目染地也会成为一个爱书的人。家长喜欢看书，就会有丰富的知识，能给孩子讲许多有趣的故事，也能解答孩子经常提出的“为什么”，由此使孩子逐渐喜爱图书。家长带孩子去图书馆或朋友家借书，上书店选购图书，都可以使孩子从中体会到书籍带给他的快乐。相反，在一个很难找到几本书的家庭里，家长不爱读书，孩子对书籍十分陌生，他们就很难对读书产生兴趣。而且幼儿自己阅读不仅可以从生动的画面中认识各种事物，学到许多知识，而且还可以借助图书、画报中的内容激发他们的思维和想象力，为儿童学习更高层次的知识做好准备。

幼儿最喜欢的阅读方式是和家长共同阅读。孩子喜欢和家长一同读书，主要是喜欢这种亲密氛围。家长在与孩子共同阅读的过程中，自然缩短了相互之间的距离，产生共同的欢乐，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受到最佳教育的效果。喜欢和孩子-起读书的家庭里，常常洋溢着温馨、求知、上进的文化氛围。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充满乐趣的高水平的家庭生活。

家庭阅读不但对儿童的成长和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成人来说，也是一个终身学习和营造舒适健康生活的良好方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家庭的生物功能、经济功能、抚育和赡养功能、休息与精神满足功能当中，日益凸现的是休息与精神满足功能。而为什么家庭阅读会成为重要的休息与精神满足的方式呢？喧嚣的生活使人们身心疲惫，而读书则可以摆脱焦虑、纷争、残酷和困苦以及平淡无聊，进入宁静甜美、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家庭阅读则更是给阅读增加了一重亲情温情的成分，所以家庭阅读带来的休息与精神满足不仅仅依靠书的力量，还有家庭阅读所营造的氛围以及良好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内部的和谐关系对家庭中每个人的健康生活工作有极大的影响力。

重建家庭阅读，我们需要抓住中国几千年的家庭阅读传统的内涵，并赋予新的形式，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风气，塑造书香家庭，营造书香社会。

(摘编自王玮《试论家庭阅读的重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实践的深化，中国道路的拓展，中国问题的解答，必然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从本质上看，就是要以哲学的方式表达中国的时代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实现现代化，使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征程中实现伟大复兴，同时使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上再造辉煌，这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构成了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的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中国的时代精神的思想表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真实内涵。任何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背对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去构建所谓的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只能使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空心化”。

哲学思维具有突出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有着不同的哲学话语体系。不同的哲学话语体系，不仅展示的概念、范畴不同，而且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的现实问题、利益关系也不同。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现实的社会运动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反映特定的民族或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应当避免用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评判中国实践、阐释中国道路、解答中国问题。我们不能任由西方哲学话语来为我们“代言"，这种言说方式所展示的都不是真实的中国，而是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是被西方话语“制造出来”的中国， 这一话语体系的意向、理念乃至学术机制都具有凝重的西方话语色彩和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础以及“潜伏”的西方利益关系。

不能用西方哲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主要是就思维方式、价位观念、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利益关系而言的， 而不是拒绝借鉴西方哲学中的合理因素，不是一概拒斥西方哲学的范畴、挺念、术语。话语体系离不开语言，但又不等于语言。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与权力交织，而语言本身没有意识形态属性。实际上，“自由” “平等"“公正"乃至“哲学” “话语”，原本都是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术语。因此，我们既不能照单全收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术语，也不能一概拒斥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术语，而是要对其进行批判借鉴，并使之融入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之中。实际上，可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和言语结构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毫无疑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彭学，不仅要吸取传统哲学中的深沉智慧、合理观点，而且要吸收 其中能够容纳当代内容的范畴、概念。但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概念、术语，我们应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不是范畴、概念、术语的简单转换，不是把物质变成气，矛盾变成阴阳，规律变成道，类比变成格义，共产主义社会变成大同社会，等等。语言同样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我们既不能操着一口 “纯正”的西方话语来表达中国的时代精神，也不能说着一口 “地道"的古代汉语来表达中国的时代精神。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以哲学的方式表达中国的时代精神，关键在于把握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珍贵的遗产”。

（摘编自杨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