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战争是为了争夺霸权或政权，结盟聚会是为了消除冲突。冲突频繁，会盟宴飨频繁，成了春秋最基本的特色。会盟要讲“礼”“赋诗”，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诗礼风流”。

西周人重“礼”，是重其仪式性，如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等。而春秋则将“礼”认作了治国大法、人生准则。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40余年间，谈“礼”之风盛行。一部《左传》，“礼”为主要的价值标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所以整民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其每评一事之得失，辄曰“礼也”“非礼也”，似乎国之兴亡，皆系于“礼”。

《左传》最早一次论“礼”是在桓公二年，最早一次引《诗》是在桓公六年，可见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乃同步而兴。事实上，会盟宴飨中的赋《诗》引《诗》，几乎也集中在春秋时期。在会盟宴飨中，列国都想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赋《诗》言志便成了最佳选择。

会盟宴飨中的诗礼交锋，直接影响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列国名卿的外交才能，多半表现在熟谙《诗》礼、智能达变上。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会，各国大夫皆赋诗言志，而齐国的高厚歌诗与舞不配，结果惹怒晋侯，高厚只好落荒而逃。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难到鲁，叔孙穆子让乐工诵《茅鸱》骂他，他竟茫然不知。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到鲁国聘问，鲁人赋《蓼萧》以示友好与祝福，他毫无反应。这些在当时都是“国际笑话”。因而这个时代要求士君子熟谙《诗》礼，出使四方而能专对。鲁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陪昭公到楚国参加会盟，因不能以礼应对而抱憾终生，临终前要儿子跟孔子学礼。熟谙《诗》礼，关乎文化修养与基本素质，即春秋时所谓的“文”。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评论郑国的贤臣是：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为辞令”。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实现自我价值。

因此，春秋大国曾兴起研究《诗》礼的热潮；一些小国，为了交往大国，也不得不研究《诗》礼；连当时的戎狄也加入此列。但这时不像汉唐那样研究《诗》原初的意义或寻求圣人的微言，而是将《诗》认作与“礼”有诸多联系的圣典。《左传》几乎是把《诗》作为“礼经”来用的，其所有的引《诗》段落似乎或多或少都与“礼”有些联系。“礼”成了《诗》的第一生命。所有赋《诗》引《诗》者，无一不是精通礼仪者。

总之，会盟宴飨，促成了赋《诗》引《诗》的热潮；礼治思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以及士君子以诗礼立身的原则。在春秋会盟宴飨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为狼烟四起的春秋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学者们意识到，精美的玉器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中国大地上首次出现时，往往模仿人们熟悉的石质和陶质器物或饰品，诸如斧、环之类。除了材质不同，大汶口文化的玉斧与石斧几乎毫无二致：二者的外观均近矩形，一端有刃，柄端钻有圆孔。与之类似，玉环也相当忠实地仿制了陶制装饰物。这些“仿制品”引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石斧或陶环使用普通材料，而且仅得少量时间和精力就能制作完成，但切割和打磨一块坚硬的玉石则需要长年累月的耐心和艰辛劳作。众所周知，攻玉之难在于其质地极为坚硬——甚至钢铁工具对其也难有影响，只有将半流质研磨剂和硬度超过玉石的石粉混合使用，才能将其切割。生产一件玉器因此意味着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我们因此希望理解，东部沿海的先民为何致力于制作这种器物？

在我看来，这些玉器的秘密在于它们模仿了石器或陶器但不求完全相同。将玉斧与石斧放在一起，人们可以立即分辨出二者的区别：玉斧色译丰富，细腻的表面光彩照人。它平滑、温润、坚硬而又令人赏心悦目。与石器和陶器外形相似的一件玉器因此具有了象征和修辞上的意义：看似普通，但事实并非如此。对那些深知攻玉之难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将大量人力凝结入这些小型器物之中。这些精美的玉器因此隐喻了其所有者控制乃至“浪费”大量人力的能力，其结果是，这些玉器以其“常规”的外观和巨大的人力投入，把自身转化为权力的物质象征。并非巧合的走，公元前4000年东部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清晰的贫富分化。大汶口基地包括两类截然不同的墓葬：大多数墓中鲜有随葬品，但少数大型墓中却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容器以及象征财富的猪头。玉斧无一例外地出现于这些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中，并总是陪伴着男性墓主。

玉与权力的关系贯穿于中国的王朝史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玉山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它完成于1787年，定制者和拥有者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这件玉雕的原石发现于新疆，重达11795斤。历时数年，原石从新疆被运至长江下游，在那里被帝国最优秀的匠师雕琢。经过六年不懈的工作，玉雕成品又经大运河船运至北京紫禁城。它的创作过程因此已经彰显着皇权，而其上雕刻的故事进而把乾隆比拟为开创中国朝代史的夏禹。玉雕背部的长篇铭文清楚地点明了这个主题：大约四千年以前大水肆虐中国，大禹受命应对这场灾难。吸取了其父先前治水未成功的经验，他尝试疏通而非阻截河流，经过七年的艰辛工作最终战胜了洪水。大禹被视作无私奉献的化身和政治领袖的楷模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者。将雕刻这则传说的玉山安置在自己的宫中，乾隆皇帝把自己与大禹，也把玉与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联在一起。

摘编自巫鸿《玉与中国文化：一种艺术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