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

萧红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我们叫她“怪物”。教师点名时每次一喊到王亚明，她都起来，把两只青黑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到，到，到。”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可是王亚明却安然坐下去，青黑色的手开始翻转着书页。

数学课上，她读起数学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午餐的桌上，那青黑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她的眼睛爬满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黑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不能满足的愿望。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黑色手，好像是害怕，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

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黑色的手捧着眼泪。这一次，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宿舍搬家的那天，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青黑手遮着脸孔。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我看着墙上的影子，那影子印在墙上也和头发一样颜色。

“惯了,就是地板也一样睡,念书是要紧....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这英国话，我的舌头可真转不过弯来。”

她读书的样子完全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那喉咙渐渐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并且那两边摇动的肩头也显得紧缩和偏狭，背脊已经弓了起来。

我读着小说，很小的声音读着，怕是搅扰了她。我读的是《屠场》中女工马利亚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王亚明站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看过的书，也借给我一本 .....我就把《屠场》放在她的手上，因为我已经读过了。

一天，我听到床头上有沙沙的声音，我仰过头去，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亚明的青黑手，并且把我借给她的那本书放在我的旁边。

我问她:“看得有趣吗?”

她并不回答我，头发也像在抖着似的,用那和头发一样颜色的手横在脸上。“马利亚,真像有这个人一样......那医生知道她是没有钱的人，就不给她看病......呵呵!”她笑了，借着笑的抖动眼泪才滚落下来:“我也去请过医生，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先向我要马车钱，我说钱在家里，先坐车来吧!人要不行了......他站在院心问我:‘你家是干什么的?’不知为什么，一告诉他是开染缸房的，他就拉开门进屋去了......姐姐定亲的那年，她的婆婆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里，一看到姐姐她就说:‘唉呀!那杀人的手!’ 从这起，爹爹就不许某个人专染红的。我的手是黑的，细看才带点紫色，那两个妹妹也都和我一样。”

“你的妹妹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她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她们在家吃盐的钱都给我拿来啦......我哪能不用心念书，我哪能?”她又去触摸那本书。

我看着地板上的花纹，我想她的眼泪比我的同情高贵得多。

还不到放寒假时。一天的早晨，王亚明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没有人和她告别。

“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多学一点钟是一点钟......”

这最后的每一点钟都使她流着汗，在英文课上她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词，连教师随手写的她也记了下来。地理课上她又费着力气模仿着黑板上教师画的地图......好像所有这最末一天经过她的思想都重要起来，都必得留下一个痕迹。

下课，我看了她的小册子，那完全记错了:英文字母有的脱落一个， 有的她多加一个......她的心情已经慌乱了。

太阳停在颤抖的挂着雪的树枝上面，鸟雀刚出巢的时候，她的父亲来了。他用围着脖子的白毛巾掳去胡须上的冰溜:

“你落了榜吗?你......”冰溜在楼梯上融成小小的水珠。

“没有，还没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她的父亲站在楼梯口，腰间挂着的白毛巾动也不动。

“再来，把书带回家好好读读再来呵......呵。”不知道她向谁在说着。

那被朝阳拖得细长的影子，跳动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栅门。从窗子看去，人也好像和影子一般轻浮，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刺痛了我的眼睛。

鹰之死

赵丰超

无缘目睹鹰的生，却有幸看到了鹰之死。在那个以山为背景的地方，我再次认识了那一直被我认为凶恶而贪婪的生物。

还是那年随父亲去山西看望一个被父亲称为“前辈”的世交。那时父亲已到了肺癌晚期，他告诉我他一生最景仰的就是那位老人，我便怀着十二分的敬意随父亲去了。不过只有十几岁的我，还不能体会两个年近花甲的男人是一种怎样的心态重逢。

据父亲说，他们是战友，抗美援朝后就各自卸甲归田，也是从那个时候分手就再也没有相见。军人相见不会先握手，在车站的站台上即相互以军礼诉说心中的敬意，紧接着就是热烈的拥抱。两个花甲之年的老人，眼眶里都滚动着浑浊的老泪，那一刻已经不需要言语的表达，似乎一切可以说的话都太苍白，根本表达不了他们心中的那份情谊。但是现在的我已经能够理解，或许在他们纵横的老泪之中，不仅仅包含着相逢的喜悦，或许还有对逝去的岁月的留恋，对分别之后的世事沧桑的无奈吧。因此他们都不提当年的事情，就像我曾经听过的那句话，对一个已经无力作为的人提起他少年时的理想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山里人家都很热情，那位大伯拿出窖藏多年的陈酒，杀猪宰羊，在自家的院子里摆下了丰盛的宴席。父亲告诉我，在他们看来请一个老友下馆子是不够排场的，在自己家杀猪宰羊才是最高待遇，如果再配上陈年的老酒，那就是对一个军人的无上尊重了。他们开怀畅饮直到天黑，只说分别之后的经历，不提战场上的神勇，最多在酒酣之后一起唱首军歌。可是第二天早晨父亲就因饮酒过量咳血不止，父亲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大概在世的时日也不多了。否则他也不会带着重病千里迢迢来到山西。或许两个相交已久的人已经不在乎岁月的长短，父亲才会不顾身体地纵饮；也或许那位老伯想给父亲最后一次激情燃烧的机会，才会一杯杯劝他喝下去。父亲终于尽兴了，但生命也快到尽头了。

次日下午，老伯一定要带父亲去看看太行山，用他的话说就是，见惯了刀枪的人来到山下，怎能不上去看看？说完便塞了一根竹杖给父亲，而我只能搀扶着父亲上路。

太行巍峨连绵，一眼望不到尽头。深秋的季节，没有山花烂漫，也没有古木参天，只有一味的苍莽与浑朴，散发着无尽的肃杀之气。若不是胸中有丘壑的人，一定会为之感叹，若不是深历世事的人，说不定还会顶礼膜拜。而两位老人都似登上土丘，并无一丝感叹。我看着父亲，他的脸色沉重，不过我永远也看不懂他眼中那深邃如炬的目光。我们无言地走着，突然老人放下手中的竹杖，轻轻在地上顿了一下，指着前面的断崖停了下来。我和父亲顺着他指出的方向看去，便看到一只正在呕血的鹰。

为了不惊动那只鹰，我们都静立在那儿，一动不动，两位老人就像雕像一般，他们满是皱褶的脸上充溢着军人特有的肃穆。

那只鹰似乎已经苍老，乌黑的羽毛凝结在一起，好似多日不曾打理的头发。它蹲在一块儿硕大的岩石上，无力地举起尖锐的钩喙，一遍遍啄向坚硬的岩石。我记得曾经听说过，一只鹰活到四十岁时，它的爪子和长喙都会因为过度弯曲而影响捕猎。这个时候的鹰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等死，另一个就是在岩石上摔碎自己坚硬的长喙和爪子，在一百五十天内重新生出新的捕猎工具。但是这件事情对于鹰来说无异“凤凰涅槃”，比浴火重生还要艰难。如果成功，它们会再搏击长空四十年。可是假如在摔碎长喙和爪子的过程中不能成功，它们便会毅然投身到悬崖深处，决不在原地等死。

但是面前的这只鹰，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寿命，在它的一生中一定已经经历了重生。它似乎在积蓄着平生的力气，用自己坚硬的爪子一次次去抓脚下的岩石。可是命运之神似乎给它关上了这扇重生的门，它那圆睁的双瞳显得苍茫而无奈，充满了即将逝去的哀伤。父亲轻抚着我不曾言语，老伯注视着苍鹰也一言不发，而我面对这从未见过的一幕，早已惊呆了。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秋风瑟瑟。那只已经绝望的鹰长久地注视着崖边那株最高的枯木，整个身体都在颤抖。那株枯木虽然已枝叶全无，在悬崖边上依然威风凛凛。突然它振翅而起冲上了那株枯木，同时一股血箭也疾喷而出。它抖了两下翅膀，抓紧了腹下的枯枝。此时它看着头顶的蓝天白云与无际长空，似乎无比陶醉。我猜想，它一定在回忆自己展翅凌云傲视苍穹的当年，以及那深居高崖剔去爪喙的重生。再看那满地的尘土，仰望万里长空，它终不要垂死。它渴望天空，渴望那直击长空的一瞬。

终于，它又在试着抖动宽大的双翅，伏下了身躯。就在我握紧双拳的一刹那，它再次一冲而起，伴着一声畅然长啸，它又一次翱翔在那湛蓝的天际，似一颗黛色的精灵，顷刻化为精魂。那是一种回归，一种涅槃，一种以生之力量揽层云于胸的无畏。

但是它还是坠入了深谷，等待它的是死亡。

老人紧握着手中的竹杖没有作声，父亲和我也都没有作声。我们似乎都明白什么，尽管我还年轻。我们背对着夕阳走回去。

红梅

川端康成

父母面对面地坐在被炉边上，观赏着古树红梅绽开的两三朵花儿，一边争论着。父亲说：“这棵红梅的花儿，几十年来都是从下面的枝桠开始绽开的。自从你嫁过来以后，也没有改变过。”“我没有这种感觉。”母亲没有附和父亲的感怀，父亲很不服气。

“自从嫁过来以后，我压根儿没有空闲观赏过梅花。”

“那是因为你稀里糊涂地虚度岁月。”

说完这些，想到与红梅的寿命相比，还是人的一生短暂，父亲就没兴致继续感慨了。不觉间，话题转到新年的糕点上来。

父亲说他正月初二，在风月堂买了点心回来。母亲却强调没有那回事儿。

“瞧你，我不是让车子在明治糕点公司那儿等了一会儿，又坐这部车子绕去风月堂吗?我的确在这两家铺子买糕点了嘛。”

“你的确在明治糕点公司买了，可是，自打我到这个家来以后，就不曾见你在风月堂买过什么东西。”

“言过其实了吧。”

“当然，我从来没尝过嘛。”

“别装糊涂了，过年你不也吃过了吗？我的确买回来了嘛。”

“唉，真讨厌。大白天说梦话，你不觉得害羞吗？”

“咦？难道是我——”

“女儿在厨房准备午餐，父母的争论全听见了。她是了解真情的。但她无意开口，只顾微笑地站在锅台边上。

“的确带回来了吗？”母亲好不容易只对父亲在风月堂买过东西这一点，准备予以承认似的，可她又说：“不过，我没有看见过呀。”

“我是拿回来了嘛一会不会忘在了车厢里？”父亲的记忆也发生了动摇。

“怎么会呢一要是忘在车厢里，司机一定会送来的。他绝不会悄悄拿走，是公司的车子嘛。”

“这也是啊。”

女儿忐忑不安。

母亲似乎全然忘却了，这够奇怪的。父亲被母亲这么一说，似乎也渐渐失去了信心，这就更加奇怪了。

正月初二那天，父亲乘车兜风，是去过风月堂买了许多糕点回来的。母亲也品尝过了。沉默持续了一阵子，母亲骤然想起来似的，直截了当地说：“哦，哦！是糯米面小饼！你是买过糯米面小饼。”

“对嘛！”

“有绿豆馅点心，铜锣形馅点心，还有许多糕点，真叫人不好办呐。”

“对嘛。我是买回来了嘛。”

“不过，那种粗点心是在风月堂买的？那种东西。”

“是啊。”

“哦，对了，对了。的确，我把它给谁了。用纸包好，是给人家了……啊，是给谁了呢？”

“对啊，是给人家了。”父亲如释重负，接着他又说：“是不是送给了房枝呢？”

“啊，对，是送给了房枝。对，我还说让孩子看见了不好，是悄悄包好送去的。”

“是啊，是房枝？”

“唉，确实是那样。是送给房枝了。”

父母的对话暂告一段落。他们感到彼此的谈话一致了，各自都得到了满足。

然而，这与事实也不尽相符。点心并非送给原来的女佣房枝，而是送给了邻居的男孩子。女儿正在等待着：母亲会不会又像方才那样想起点心到底给谁了呢？饭厅里鸦雀无声，只传来了铁壶的响声。

女儿端上做好的午饭，摆放在被炉板上。

“好了，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父亲说。

“听见了。”

“你妈糊里糊涂，真让人头疼。而且还越来越固执了。好了，平时帮着你妈记着点，好吗？”

“究竟谁糊涂？你爸爸也——今天的风月堂话题，我认输了。不过——”

关于房枝的事，女儿欲言又止。

这是父亲辞世前两年发生的事。父亲患轻度脑溢血症后，基本上不去公司上班了。

打那以后，红梅照例从下边的枝桠先开花。女儿经常回忆起父母关于风月堂的这段对话。然而，她不曾跟母亲言及。因为她觉得母亲早已把这件事忘却了。

(节选自《川端康成作品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