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也许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就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古代中国历史的记录和书写者处在中原江河之间，他们当然要以这一点为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大空间，更何况很长个时期，中国文明确实优越于他们周围的各族。

②古代中国人一直对这一点很固执，固执的原因是，除了佛教以外，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的挑战，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汉族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也不觉得需要有清楚的边界，常常觉得文化上可以“威服异邦”，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界限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在不断变动。凡是周围的国家，中国人就相信他们文明等级比我们低，应当向我们学习、进贡、朝拜。不过，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尽管古代文献中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很明显，但是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划分并不完全是空间的，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而且，这种关于世界的想象，空间意味与文明意味常常互相冲突和混融，有时候文明高下的判断代替了空间远近的认知。

③应当说，这种观念多少给中国古代人的世界想象带来一些弹性空间，使他们不至于为了异族的崛起或异文明的进入而感到心理震撼，可以从容地用“礼失求诸野”“乘桴浮于海”“子欲居九夷”等等说法，宽慰自己的紧张。所以，在充满自信的古代中国。很多儒家学者一直倾向于夷夏之间的分别在于文明而不在于地域、种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中叶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宋代，这种变化更是剧烈。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东亚从此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④这一转变相当重要，这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实际策略，与对于世界秩序的传统想象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节选自葛兆光《宋代“中国”仪式的凸显》，有改动）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对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帮扶力度，救助政策要精准落地，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

过去几周，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中小微企业受到了较大冲击。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现金流断裂，因为它们在业务大幅减少甚至停顿的同时，还得继续承担包括人工、租金和利息等开支。缓解现金流压力，主要包括三种途径：增加收入、降低开支、获得外部融资。收入的增加取决于生产与生活秩序的恢复，降低开支则需要切实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外部融资是化解中小微企业现金流断裂风险的重要手段。正因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重点用于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

把资金输送到中小微企业，并不容易。一是获客难，中小微企业规模小、数据少、地理位置分散，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了解不多。二是风控难。传统银行的风控模型要看历史数据、抵押资产等，一些中小微企业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解决上述两大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大科技平台发挥长尾效应的优势，链接数以亿计的企业与个人，有助于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摸清中小微企业的状况并实时了解它们的变化。最近，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就依据支付宝线下二维码支付的数据，测算全国个体经营户2018年的营业额为13.1万亿元，相当于这一年全国社会零售总额的34.4%。运用大数据掌握充分信息，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打通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数字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以实时交易和行为特征等数据替代抵押资产，做信用风险评估。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国际清算银行联合研究分析中国网络借贷数据，发现大数据风控模型在预测违约率方面优于传统银行的模型，还可以迅速、大规模地开展业务。三家新型互联网银行每年分别可以发放约1000万笔的小微或者个人贷款，其平均不良率保持在1.5%上下。

数字技术支持融资决策，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大规模地服务过去很难被传统金融覆盖的中小微企业，是一个世界水平的普惠金融创新。比如一家互联网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的“310”模式，三分钟线上申请贷款，一秒钟资金到账，零人工干预。这一点在疫情防控期间尤其重要，因为不需要面对面签约。一项调查显示，50%的小微企业计划向新型互联网银行申请贷款。传统商业银行也都在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支持信贷决策。这都说明，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改变过去对中小微企业情况不了解、缺乏抓手的现象，精准施策，支持它们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支持中小微企业，就是在保就业，就是在保稳定。数字金融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可以掌握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记录和未来前景，解决了给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风控难问题，从而有助于把党中央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在疫情冲击中为企业雪中送炭。

（摘编自《数字金融精准服务中小微企业》）

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郝立斯

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形态或表现方式。文化大体上存在着精神形态（如观念等），实物形态（如器物等），以及实践形态（如生活方式、精神生产、文化产业等）。剥开文化的外壳，我们会发现，深藏其内并持久发生重要作用的是价值观念。

价值观反映一定社会主体的利益和需求，并渗透在文化的各种形态中。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强烈地影响社会和人的行为。虽然不能把所有文化都归结为价值观念，但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对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特殊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以至于人们在谈论传统文化、文化影响力或文化软实力时，主要是指特定的价值观念。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之学之所以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中国先哲的思想表达了深邃的人伦价值、生活意义、社会理想，这些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散发着恒久的魅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把国家政治价值理念视为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同。

价值观体现民族和时代的特点，并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时代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一定社会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往往反映不同民族的诉求，受制于特定的时代、制度和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出现过重视人际和谐、尊重自然等价值观念，至今为人们所重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机器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消除了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既催生了“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也培育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都带有民族和时代的印记。

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实践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伴随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运而生。当代中国价值观表达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基本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促进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倡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文化建设特别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当代中国，需要继续整合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优秀思想资源，弘扬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相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化趋势继续扩展、各国之间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日益传播的情势下，我们更应大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既使之普及于国民，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也使之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塑造好国家的文化形象。

（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2月19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