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更是一个国家治理层级的概念。基层社会治理是指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包括政府在内的多种力量向基层辖区居民提供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利益协调、矛盾纠纷化解、创造平安和谐舒适生活环境的活动。

基层社会治理与基层政府治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共同点都是对基层公共事务的治理，不同点在于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有所差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强调的是社会力量，基层政府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但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力量的参与，而不是政府直接治理，更不是包办代替。从治理对象看，基层政府治理主要涉及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项，而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是社会领域的事务，两者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自治性，需要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是直接面对群众，事务琐碎复杂甚至艰巨繁重，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基层社会既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地域空间，也为社会治理提供基础单元，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文化娱乐等都发生在这里。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深入推进，城乡人员流动、职住分离、各种利益关联交汇、多种服务需求旺盛，以党政机关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城乡基层自然成为人们居家生活、公共服务的最基础平台，成为社会交往、利益关联的最前沿阵地，成为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的最源头防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方式和社会管理的运行逻辑是“单位制”和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单位制”在城乡有不同表现形式，城市的“单位制”由各类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构成，同时，还有一部分没有正式单位的城市居民通过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即街居制）组织起来；农村居民则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本质上也是“单位”。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管理是通过“国家—单位—个人”实施的，个人与国家的联系通过“单位”实现。这种社会成员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十分有效有序，但限制了社会流动，制约了社会活力。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这些所谓的“社会人”最终要落脚到社区生活，成为“社区人”。在此背景下，应加强社区建设，使社区能够承接传统“单位”中的公共服务和利益协调功能，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和机制。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近年来，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得到大力加强，各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新方法，并取得重要进展。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了社区治理建设成效。但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弱项，如社区建设中“重区轻社”，社区治理中“区强社弱”甚至“有区无社”；社区成员之间缺少交往交流、缺少相互关心和帮助，缺少社区共同体意识，对社区事务和活动参与不足，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不强等。

（摘编自龚维斌《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我们知道中国从隋唐起就盛行科举制，谁科举成绩好，谁就可以当官。对这个制度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实际上，科举制是相当奇怪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有点“特殊”，在世界别的国家，极少见到这样选拔官员的。

即便在中国，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也有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从最早的贵族、门客，到军功、推荐（察举、征辟、孝廉），最后是九品中正制，隋唐起，开启了科举制度。科举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国家治理复杂化与国家规模的超大化对现实政治的倒逼。

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周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社会和后来的宋元明清完全不同，在制度层面上，反倒更像《冰与火之歌》里的七大王国。和七大王国一样，西周也是一个封建制的贵族国家。这里所说的“封建制”指的是其本义，就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不是后来君权至上的扁平化社会。孟子对这个社会有过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天子也好，诸侯也好，虽然是君主，但他们和卿、大夫相去并不远，只是在等级树上高了一点点而己。

在这样的社会里，选拔官员自然倾向于世袭制。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推理。世袭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们得到一些好处后，会很自然地倾向于把这些好处传给后代。既然大家地位并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世袭，诸侯能世袭，我们卿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大夫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呢？

因此，在西周主要采取世官制，这个制度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开始有所松动，但依旧占据主流位置。我们翻翻《左传》就会发现，许多家族都是世世代代为卿，比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都是如此。这个时候也不太需要经常从外界选拔官员，让官员生官员就行了。

世官制其实是个蛮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可预测性，减少了贵族内部的摩擦，很适合一个静态的社会。但是它没有能够永久持续下去。在春秋中后期，它就出现了崩塌的征兆。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周王朝不再能维持大一统局面，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面临巨大压力。诸侯国必须追求军事和行政效率，内部也必须重新切割权力格局。最终的结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而权力越集中，官职也就越不像贵族的固有权利，而越像是国君的额外赏赐。

第二个变动来自民间。在西周的时候，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民间完全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国君即使想从民间选拔官员也无从选起。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知识开始普及，知识分子呈现爆炸式增长。一下子，官员潜在储备极大丰富。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渴望做官，学了一肚子当君子的学问，怎肯老实待在家里浇粪种地？孔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学而优则仕”的理论，给不甘心在家种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现实出路。而这种来自民间的求职压力也推动了选官制度的变化。

到了战国时期，士官制度就整体性地崩溃了。

（节选自《科举之前的选官史》，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景观社会理论的提出人居伊·德波认为，在景观社会中，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本质被“异化”为符号和表征。尤其是人类社会步入后现代社会之后，伴随不确定性与多样性的加深，相对原有社会生活来说，也需要与后现代性相适应的符号和表征体系。

由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结构改变，新的表征体系建构在原有符号表征体系的崩溃以及主体性消解的基础之上。符号的“异化”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形成与之“共变”的过程关系，而且依存于特定的“心理群体”，承载了当下的社会心态秩序。

网络造词同样是一种社会“异化”的表征，这一过程作用于社会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状态，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影响和改变原有的社会心态秩序。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一个作为载体的“心理群体”之上，表现出特定的集体氛围和共同情绪。这一概念与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提出的社会性格的概念含义接近，主要被用来描述一个社会或群体基于生活方式、内在期待、社会适应而形成的共同性格结构。国内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不在少数，研究者普遍认为该概念指的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状态，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群体中的、具有共性的社会心理反应和心理态势。在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社会心态被细化为心理取向、精神支柱和社会理智。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实践与主体精神交互作用的产物，具有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的状态结构。研究者认为这一状态是以整体性形态在社会成员之间流行、弥漫的，并内化成为社会主体的一种心智状态和精神结构。这些观点尽管表述了不同的方面，但都指向了特定群体共同的“性格结构”“心理状态结构”“精神结构”，将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意识与存在之间的枢纽，置于结构性的社会状态中考虑。语言和词汇则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和群体心态的投射，渗透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心态结构之中。

鉴于此，从社会整体而非特定群体的视角重新审视网络造词景观尤为必要，其必要性主要在于：

首先，网络造词景观呈现了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需要置于所处社会整体的环境中加以考察。经验层面的造词活动，是网民主体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环境的影响，在与社会现实的交互作用下所产生的自发行为，对主体身份具有社会建构意义。对个别网络造词及其流行词汇的考察，尽管能够呈现出对部分特定群体的身份认同，但对身份建构过程与机制的解释力却是不足的。

其次，网络造词景观具有历时性、变动性的特征，是与社会环境“共变”的结果。一方面，网络造词活动生产了一个时期在社会上流行的语言形式，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社会心态本身就具有变动性的特征。因此，从网络造词景观中观察社会心态，需要将其置于一个更长的时间阶段之中，才能窥见其过程，深挖其机制。

再次，网络造词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心态秩序的普遍危机。网络造词的意义之一在于引发群体共鸣，因此网络造词也是社会心态秩序的晴雨表。纵观互联网时代以来的造词景观，不难发现其情绪转向，尤其是近年来“打工人”“躺平”等同义反复话语中渗透着的群体焦虑，折射出我国当下社会结构的困境。网络造词景观背后的社会心态秩序危机，在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共变”与“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亦需要基本逻辑的厘清来建立良好的心态秩序。

（摘编自吴小坤《网络造词景观的动力要素与社会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