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历史：整体史研究新尝试

倪凯

①进入21世纪以来，“深度历史”成为整体史书写的新范式，它注重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引入生物学、人类学以及遗传学等知识，以探寻人类身体和人类文化的进步。

②微观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性别史等新史学的根本目的是“以小见大”。然而在实践中，很多史学研究者过于关注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刨根问底，却忽视了整体意义，导致史学碎片化。历史时间的碎片化是一种认识的碎片化，例如纪元、时代、时期、时段、朝代等，历史学家会根据需要，在绝对时间之外建构出便于理解的相对历史时期，当然这也跟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时间）的认知范围有关。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迈尔指出，对于过去的研究来说，历史时间的碎片化产生于高度随机性的历史趋势。19世纪60年代的时间革命扩大了人类历史的时间范围，短时序列将（人类生活的）世界想象为大约6000年的历史。深度历史突破了传统史学依靠文本资料书写历史的短时序限制，将史前时代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史学研究的时间上限被追溯到600万至800万年前，当时人类祖先刚从类人猿的祖先中分化出来。

③历史的碎片化还表现在研究历史的学科的多元化，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区域研究等都涉及对人类过去的研究；这些研究有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这导致了历史研究的分散化。深度历史主张跨学科研究，斯迈尔指出，考古学家、生物进化学家以及古人类学家的许多分析方法事实上适用于古代与近代社会的研究。在19世纪以来的人类学中，血缘关系与语言的研究连接了短时序与长时序。新的领域，例如基因学，允许分析者在更为宏阔的时空范围内开展研究，遵循基因传递的脉络，将生活着的人类与祖先的人群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放射性碳元素的测定方法，使得绝对时间（太阳历时间）和相对年代（例如白垩纪、旧石器时代）的测定变得日益精确可靠，这为深度历史的时间突破提供了可靠的时序保障。

④深度历史吸收了思辨历史学探寻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叙事结构，也吸收了后现代史学注重语言分析的叙事理论。深度历史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人类的活动逐渐摆脱自然的适应性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趋势是螺旋式的上升。身体是连接人类祖先的活的媒介，血缘关系、交流、扩展、食物以及谱系这些概念在价值取向和应用上总是历史的，可以用它们建构与过去的联系，更确切地说，它们经历了整个人类历史。深度历史有着很强的语言学自觉，不仅探索过去与现在的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探索语言、身体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知识的产生，还自觉地阐释文本中的隐喻。这些隐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时间的广远，理解既推动变化又限制变化的连接力度。

⑤深度历史会不会成为今后历史研究的趋势，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强调历史的不确定性，而忽视历史中存在共性、普遍性和规律性，也是不妥帖的。学科发展的多元化强调一种共生关系，新与旧、整体与碎片总是相对的，如果史学研究缺少发展的眼光，就问题而研究问题，管窥蠡测，缺少整体的视角，历史学很可能会陷入自娱自乐的困境。史学研究的突破需要实践与理论的双重突破，碎片最终还是要作用到具体问题，为历史的整体服务。强调共性而否定个性，或者强调个性而否定共性，都是危险的，将二者综合到一种新的整体的叙事结构中，未尝不是历史书写的一种新路径。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19年8月30日晚，一款名为ZAO的AI换脸软件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刷屏，用户只需要一张正脸照片就可以将视频中的人物替换为自己的脸。但是，在一夜爆红之后，ZAO却深陷隐私和版权争议的旋涡之中，9月1日，该软件微信分享链接已经停止访问。

(摘编自微热点)

材料二：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在精准且全面的大数据基础之上的，随着 各类人工智能终端的发明与运用，我们在学生教育大数据收集与分析方面所面临的技术障碍越来越小。但是，全面、真实、系统的大数据收集过程将使得学生的个人信息高度透明化。且不论数据的初始收集是否已经触犯到学生的个人隐私权，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收集与应用过程中出现隐私暴露和非法利用等问题将由谁来负责?

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根据前期反馈数据对学生的来来行为进行精准预测，思政课教师可以根据系统反馈提前对学生的不良思想动态进行干预性引导，有效避免学生错误行为的发生。但是，从教育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权利对任何学生进行“有罪推定”，这将会涉及学生的尊严和名誉问题。受到数据分析结果的指引，在事情发生以前已经被刻画为“存在不良倾向”的对象，其丰富的情感与内心活动被忽视，干预性教育使他们失去了及时纠正自己以保持尊严、获得尊重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们探索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况且，我们在进行数据收集前能否获得所有学生的授权许可？即使拿到了授权许可，谁又能保证自己手中的数据是绝对安全的？数据使用者在操作过程中每一步是否能够做到公平公正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摘编自李家圆、高殿帅《人工智能技术融人高校思政课堂的实践与伦理困境》)

材料三：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当天，上海市教育部门联合科大讯飞等16家企业，现场签署了《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健康发展倡议书》，呼吁各方共同建立“人工智能+教育”的行为规范。10条简单的倡议内容，既反映出政府和企业对绿色用网的重视和期待，也带出了人工智能热背后的“伦理道德冷思考”。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家长教育需求的提升，带动了一批信息类教育企业的诞生，这些企业紧跟通信技术步伐，适时开发包括人工智能应用在内的系列教育软件或产品，一定程度上对辅助教育教学、缓解教师压力、加强家校互动、助推学生学习等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市场大了，产品多了，情况也变得复杂了，不少产品提供遭明令禁止的分数排名、加塞游戏广告推销商品，更有甚者含有暴力黄色等内容，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助长学习焦虑、传播有害思想，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

企业开门运营自然有盈利需求，但不应忘记肩负的社会责任。在运用新技术赋能教育的同时，最根本的伦理道德、公序良俗要遵守，教育教学的规律应遵循。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备受关注的马云、马斯克“双马对话”，部分话题也带出了人工智能伦理的双重“拷问”。近日人们对ZAO换脸软件的争议，则暴露了对人工智能应用下的隐私的担心。具体到教育领域，除了要提防显性危害外，对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信息鸿沟、隐私保护、学习依赖等都需要正视和考虑。

在推进“人工智能+教育”过程中，我们应积极放大其正向效果，削弱其负面效应。增强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教育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桑翔《“人工智能+教育”应融人伦理道德课》)

材料一：

（摘编自《2022年中国生活垃圾处理市场现状分析》，前瞻网）

材料二：

垃圾分类旨在节约资源、变废为宝，不能只注重形式，甚至“为分类而分类”。面对推广垃圾分类过程中群众可能出现的不理解、不配合，相关工作人员一方面要在工作方法上动脑筋。例如，为解决厨余垃圾破袋投放容易弄脏手的问题，有的小区用上了全自动破袋智能机器人，有的小区加装了便民洗手池，在完成垃圾分类的同时让市民省心舒心。另一方面，要在工作态度上下功夫。尤其在实行垃圾分类初期，不能只堵不疏、以罚代管，而要看到知识普及的重要，理解居民生活的惯性，多一分耐心、多一些引导，帮助群众逐步实现“要我分类”到“我要分类”的转变。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更重要的是做好“源头治理”。从个人响应“光盘行动”，到相关企业减少提供一次性用品，再到相关部门制定包装材料的绿色标准，各方携手在垃圾产生的源头做减法，必将减轻垃圾分类压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无论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减量，都需要人们形成绿色生活理念、养成绿色生活习惯。可以通过创新宣传方式，制定激励机制，多措并举引导人们优化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人自觉加入垃圾全过程分类、减量的行列中来。

（摘编自石羚《执行垃圾分类考验精细治理能力》，《人民日报》）

材料三：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使大多数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整体推进节奏有所迟滞，但疫情防控也为下一步持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做好了社会动员、意识培养、组织协调等重要准备，“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我们应该利用抗击疫情形成的全民参与的大好形势，把全社会动员机制有效延续，深入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整体部署。要在抗击疫情各层级动员的基础上，把垃圾分类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卫生工作序列，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习惯；要像疫情防控期间测体温一样，在机关事业单位、公共机构和居民区等不同场所精准管控垃圾分类，并对相关违法行为精准执法。

从各城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具体实践看，当前还主要存在如下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部分地区工作不细致、不深入，急于求成，社会运行成本显著加大；二是垃圾源头减量缺乏抓手，末端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三是全社会发挥合力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的利益协调机制尚未理顺，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四是激发公众参与热情的手段较为缺乏，以人为本、共建共治共享等理念体现不够。

垃圾分类看似微不足道，却见微知著，考验着政府的治理效能，也检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是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和重要载体。垃圾分类不是“举手之劳”而是系统工程，需要上中下游一起抓，前中末端齐发力，统筹协调予以推进；同时，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实现重点突破。

（摘编自熊华文《打好后疫情时代垃圾分类持久战》，《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