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时，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两个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以此来说明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传统。他认为，大传统是指上层人士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乡村中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芽出来的。”

近代之前，以儒家道德文化为核心的大传统伦理与乡村社会的小传统伦理一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的一次次失败，国人对自身道德文化传统的评价越来越低，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也从自信逐渐转变为自卑。然而，乡村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韧性，即便遭受“革命式”的大规模摧毁，它的生命力依然强盛。

作为小传统的中国乡村道德文化，为什么能够起死回生，在今天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这是因为自然生发于民间的小传统伦理已然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渗透于乡村社会的日常习俗和仪式之中。而以习俗和仪式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伦理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缘于小传统伦理“活”在民间、“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即便在当今社会受到市场经济机制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些“活着”的小传统伦理依然还在发挥着应有的行为规范作用。某些习俗和习惯一旦确立起来，就会成为稳定的、不易改变的乡村社会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中国的乡村社会有着不同的、多样的小传统伦理，这也使得大传统伦理与小传统伦理的融合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实施方案，这就为各地方乡村社会充分挖掘自身小传统伦理文化的独特性，与当代社会的大传统伦理进行有效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强调对乡村小传统伦理的尊重和认同，并不是刻意突出它的特殊性，更不是否定普遍性道德知识这样的大传统伦理，而是要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大传统伦理中那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实现，不可能脱离地方性的道德文化小传统，它们的实现方式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必然带有各自民族或乡村文化的特色。以习俗、仪式等乡村道德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伦理，并不排斥自由、平等和公正等普遍性道德知识和价值观，因为传统虽然“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当代中国社会的大传统伦理和小传统伦理不可能固定不变和抱残守缺，而是不断生成、创新和发展的。

（选自《中国当代乡村伦理的“内卷化”图景》，有删减）

宋代诗文崇尚雅正，风格唯美，但在雅正唯美之境下，却涌现出了以戏谑谐趣为表征的俳谐诗，于北宋时期绽放异彩，蔚为大观，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映射出宋代文化的新面貌、新格局。俳谐诗何以于北宋时期兴盛而广为传播，这与以下四大要素紧密关联。

一为诗人作为“舆论领袖”，影响广泛。正统诗学以诗言志，以诗缘情，以诗感物，其风格与文体一向居于主流。相比之下，俳谐诗虽属小众，却也改变了正统诗文单一的审美形态，体现了人类情感具有的多元性表达的特征，为文化共生所需求。俳谐诗之所以能在宋代大放异彩，诗词名家于其间引领凤骚，当属关键性因素。得宋人喜爱的俳谐诗出自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大家之手，于庄与谐、雅与俗之间拉伸出一种张力之美，自然会有一种常人作品中所罕见之气象、境界与格局，令俳谐诗更具魅力，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其中。二为俳谐诗流传形式多样，为民众乐见。宋代城市繁荣，宋煕宁之后，都城夜市不绝，派繁华，杂剧、诸宫调、傀儡戏、杂耍等艺术众多而为市民乐见。面对喧闹的大众文化，俳谐诗没有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选择了会通。众多戏剧因素如内容、插科打诨手法与形态融入俳谐诗文创作。如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上阕：“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上阕最后一句“破帽多情却恋头”让人觉得调皮打俏，忍俊不禁。

三为俳谐诗于诙谐中蕴含人生哲理。宋代俳谐诗文本以“戏谑”风格为特征，结构相通于杂剧，先冷后热，先说冷语，后说笑话。黄庭坚的《演雅》是一首动物讽喻诗：“桑蚕作茧自缠裹，蛛蝥结网工遮逻。燕无居舍经始忙，蝶为风光勾引破……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该诗前面描写了几十种虫鸟，写得宏伟万象，如天马行空，最后两句却峰回路转，让人恍然明白，确有醍醐灌顶之意，给人以跳跃感，颇具丰富深邃之审美趣味。可见，打诨并非纯粹为追求语言有趣，而是有所归旨。

四为俳谐诗符合心理需求，民众乐于接受。谐趣产生之第一要义为心理期待解构所致。俳谐打诨并非纯粹为追求语言有趣让人发笑，开心愉悦。诗人善用各种言辞引起读者期待心理，预设情境，对读者期待心理进行解构，随之产生心理落差，谐趣亦因之而生。谐趣产生之第二要义为语言逻辑跳跃引致。逻辑颠倒错位，化悲为喜，无情之物化有情，安排一个不甚相关或非一致性逻辑，呈现出乎意料关系，峰回路转，妙语连珠。

俳谐诗兴盛于两宋，是文人审美情趣多样化的呈现，亦受民间文化诙谐审美影响，负载了文人对生活及其谐趣之追求，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雅好谐谑的幽默性格，折射出两宋文化在雅正严肃之余生趣活泼的另一面。出自民间，雅俗共致，俳谐诗顺应时代，为民众与雅客所接受与传播，亦是一个时代诗文呈现时代生活之典型。

（摘编自徐雅琴《俳谐诗在宋代的传播》，有删改）

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詹石窗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当然，《太玄经》注文中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载未耜措之，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退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符”“门神”等。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比如，在上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