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图一

图二

入境游客旅游障碍

图三

(摘编自《2019中国人境游游客行为与态度研究报告》)

材料二：

文化和旅游部“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厉新建向记者表示：“中国发展需要旅游贡献力量。庞大的旅游市场应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主渠道，入境游市场应成为国家间人文交流机制的主渠道。文化的自信既来自本国人民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也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尊重、爱好和了解。”谈到入境游的品牌建设，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所李创新博士建议，“入境游应实现中国特色文化资源与全球客源市场主流消费群体需求的有效对接，推出更多优秀的工艺美术、演艺、娱乐、节庆、展览等中华传统文化产品，开发高质量的动漫、网络音乐、数字艺术等新型文化产品，扩大中高端旅游产品的文化供给。同时，应丰富入境游产品的类别，推进国家文化公园试点建设，重点打造长城、大运河、长征三个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有序引导和推动冰雪旅游、温泉旅游、邮轮游艇旅游、自驾车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等度假休闲旅游产品建设。”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三：

伴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中蒙俄旅游部长会议等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的实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持续发声，中国在全球和地区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为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入境旅游持续增长的发展目标，同时将国际旅游市场发展作为实施旅游外交战略与提升旅游业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为入境旅游发展指明了总体方向。在中国从粗放型旅游大国向比较集约型旅游大国、较高集约型旅游大国迈进，并最终建成高度集约型世界旅游强国的进程中，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动力、主体的创新变化为中国入境旅游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旅游业尤其是入境旅游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强，持续出台促进旅游市场和产业发展的系列政策，对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形成巨大压力。同时，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家近年来纷纷通过签证便利化、购物免退税、航权开放、廉价航线，以及海外宣传推广升级等综合化措施，持续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进而导致中国入境旅游市场面临的分流压力日渐加大。

当前中国的入境旅游宣传推广体系仍然存在实施主体相对单一，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相对有限等典型问题。与此同时，也存在激励与考核机制缺位的突出问题。这些都已成为，制约宣传推广工作有效性发挥的关键影响因素。在未来的工作中，建议由国家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协调文化旅游行业协会、文化旅游企业等市场核心资源，倡导成立专业化的旅游营销机构，并充分调动各市场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推动旅游宣传推广工作的主体从政府向市场化的专业营销机构转移。

(摘编自《2017～2018年中国人境旅游发展分析与展望》)

材料一：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一季度GDP增长态势因为疫情出现明显波动，推动经济回归正常发展轨道，需要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经过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传统基建领域的存量基数已经很高，再维持高速增长并不现实，新冠疫情，带来了“云经济”“宅经济”的走红，激发了数字经济的潜力，提高了全社会对信息网络、数据处理能力的需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新基建按下发展快进键，既是应对当前考验的客观需要，也是顺应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趋势、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

（摘编自网络）

材料二：

新基建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是智能经济的底层框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新数字化高速公路。新基建是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促升级、优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新基建发展空间巨大，据预测，单是5G网络，到2025年的建设投资便将累计达到1.2万亿元。可以预计，新基建将会使得5G手机、车联网终端、智能家居等新产品更受市场青睐，“栖息在云端”的新技术更有用式之地，加速推进新基建，核心是加快推动5G网络部署，重点是稳步推进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智能+”升级。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打破既有产业边界，促进传统基础设施与前沿科技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比如，加强前沿科学技术在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建设智慧城市、打造智慧交通、培育智慧物流等等。

（主要摘编自任晓刚《加速释放新基建红利》）

材料三：

（摘自拉勾大数据研究院《2020年新基建人才报告》）

材料四：

6月22日，拉勾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20年新基建人才报告》，对新基建政策下的人才需求与流动趋势进行观察。春节后，新基建相关人才需求指数和职位投递指数同步增长，创造了数倍于互联网的岗位需求。2020年5月，新基建核心岗位人才的求职活跃人数明显增加。报告指出，六大新基建直接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指数大幅上升，至2020年底，新基建相关核心技术人才缺口将达420万，需求量最高的岗位集中在技术研发方向。从新基建人才的供给来看，电商、互联网金融、在线教育、在线企业服务是为新基建输送人才最多的四大行业。从人才需求涨幅来看，拥有阿里巴巴的杭州以28%的需求涨幅稳居第一，成为对新基建“最敏感”的城市。成都、深圳位列新基建人才需求二、三位——这说明相比北上广，新一线城市受新基建影响更大，正迎来数字化人才需求的集中增长、新基建政策加速了互联网人才的“大迁徙”，同样也在影响传统行业的人才需求转型。

（摘编自风凰新闻《互联网人才“大迁徙”》）

梅贻琦——永远的校长

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梅贻琦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职务。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

梅贻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1955年梅贻琦由美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1962年逝世于台北。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校长”。其夫人韩咏华，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学校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就得以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出任清华校长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在清华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不拘一格揽人才，做教务长时，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学教员、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资料员转升为助教；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学生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军队到清华清查，竟被同学缴了械，运输车辆亦被掀翻，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当晚，有一个师的部队荷枪实弹进入校园，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任联大常委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回到台湾后，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上。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