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景仰之人物——张謇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1894年，41岁的张謇终于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大干一场时，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不顾自身安危，向慈禧太后进言，应购洋炮、买军舰、练新军，进行备战，建议慈禧太后削减六十大寿庆典的银两，以资军用。慈禧太后大怒，差点把他的“顶戴”给摘了。国难当头，朝廷腐败，张謇认为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应当为国家做点实事，而不是写一些策论文章。于是他主动放弃高官厚禄，明确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决定回家乡南通创办实业。

张謇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大清当时从国外进口最多的就是棉铁，仅这两项，每年2亿两白银，比什么赔款都厉害。因此决定办纺织业来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鉴于洋务运动以来大批贪官污吏从官办企业中聚敛私财，张謇又细致研究了欧美列强藏富于民的富国之策，他恳请两江总督张之洞让纱厂由原来的官办改为民间绅商自营，采取股份制，吸引商人入股，并采用土地入股的方法来缓解建厂购地的资金压力。选择厂址上，针对去上海建厂的主张，张謇力陈南通唐闸镇的近江滩涂是办厂的好地段：其一，滩涂地价低廉；其二，厂址周围村镇众多；其三，唐闸镇周边就是产棉区，原料可以就近取材；其四，此处濒临长江，周围河流纵横，水陆交通便捷。事实证明张謇的见解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为了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招募农场工人，设置董事会。他的好友王怀咏说，张謇虽从未出过国门，竟能使用西人的公司制来经营企业，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之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在南通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全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业。他利用《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为纱厂取名为“大生”，在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彰显救济民生之愿。

为了培养科学等方面的人才，张謇他又积极兴建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是他所创办，今日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大学的前身也都与他有关。他建立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还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他带领民众，对南通的旧城进行合理的改造，完善公共设施和发展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在南通新城区，他开拓城市的发展空间，重视景观打造——修建了五个公园，美化了城市环境。使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商埠和文化中心，张謇的名字与南通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方山水。

张謇一生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他给自己取号叫“啬翁”。他常说一句话：“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许节省。”他的一双袜子缝补过七八次还舍不得扔，十几年中只做过两件长袍。一次，他在纱厂车间巡视时，看见一个纱工随手将两张纸扔在地上，他连忙捡起来，用手抹平，递给身后的襄理。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不能产生利润的公共事业上，有记录的就有白银150多万两。

1922年，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评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他70岁。也正是这一年，棉纺织业危机，张謇寻求国内外资金支持不成，“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之后的兴国之梦。1926年，张謇辞世。

（摘编自曹靖生《张謇奋斗史》）

（摘自《南通县图志》）

（摘自胡适《南通张謇传记序》）

材料一：

2017年末，我国城市人口数量达到8.13亿人，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8.52％。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较多问题，城市交通拥堵、看病难、管理难度加大、城市资源短缺等。为解决此前智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条块割裂、信息共享困难等诸多问题，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提出了“新型智慧城市”概念。

新型智慧城市，是指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它不仅基于某一种技术，而是包括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综合应用解决方案，旨在帮助城市更好运转，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新型智慧城市主要应用在政务、交通、安防、教育、医疗等领域。它的“新”表现在：

(摘自《中商情报网》2018年9月文章《什么叫新型智慧城市?新型智慧城市特点有哪些?》)

材料二：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数据驱动架构上的智慧城市建设就是空中楼阁。因此，新型智慧城市的“大脑”要提升计算效率，必须加快高性能计算机、面向云和大数据的网络计算机等高性能计算设备的部署应用，并且让计算更经济，降低单位计算能力的能耗成本，发展绿色计算，还要让计算更加智能，大力发展认知计算、泛在计算、感知计算、可穿戴计算、边缘计算、安全计算等并推动其在城市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新型智慧城市”中智慧公共平台是将系统高效耦合的必备环节，它把城市中的所有要素以及水、能源、交通、应急、建筑环境等独立系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连接起来，依托技术分析、分享、优化配置，实现高效协调、协作，进而获得对于城市更深刻的洞察能力，以提高城市的宜居、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它能够将城市各系统模块化，以高内聚、低耦合的方式统筹整合，在统一平台下提高城市运转效率。

新型智慧城市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如果不能很好地依靠法律和制度、技术来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那么大数据就是一场灾难。信息化设备、网络、芯片、操作系统本身也存在可控性风险。因为我国以芯片、操作系统为代表的传统信息产业成长在他人的基础上，处处受制于人，因此，自主式的研发应用是极为必要的。

(摘自《中国建设报》2019年1月文章《新型智慧城市的能力建设》)

材料三：

随着经济发展和域市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地缘政治、宗教、战争问题的加剧，全球各地的安全问题呈现出明显加剧态势。公开数据显示，国内每年因为各种自然灾害、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65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高达6％。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置能力是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智慧安防系统强调的重点是对城市的更为智能的感知，它主要依托视频监控系统，通过各种有线、无线网络，整合城市各类视频数据，建设一个庞大的城市公共安全防控平台，然后利用云计算技术，对海量的城市视频进行存储与分析，实现事前积极预防、事中实时感知和快速响应以及事后的快速调查分析。

目前，国内智慧安防典型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和应用层。感知层主要承担数据采集任务，国内领先企业基本都具备提供高清视频监控体系的能力。传输层主要通过通信专网、无线技术完成数据传输任务。平台层主要完成的是数据交换、分析和处理工作。应用层则是通过后台数据的支撑，提供监控检查、应急救援、日常监控预警等服务，变以前的被动式安防管理为主动管理。

(摘自中商情报网2019年2月文章《2018年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应用领域分析》之《智慧安防：国内进入公共安全事件高发期，视频监控等安防系统需求旺盛》)

材料一：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到之处，无不构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某种新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一种新技术出现，有可能对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人的行动无时不受到“结构”的制约，所谓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具有制约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应试教育可能形成一种制约人行动的“结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这种制约性和使动性表现为结构为行动提供操作空间以及边界，并通过价值观念对行动进行引导。

人们试图应用技术变革结构，但结构也可能对行动进行制约和使动，驯服技术并把技术作为结构自身的强化。例如，在应试教育结构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未能冲破应试的束缚，反而在某种程度与应试共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新性新技术，在给教育结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结构驯服与同化的可能，成为更精致、更高效的应试技术。在这种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达，不过是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有效、更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而一旦人工智能沦为应试的精致工具或规训技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也是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变革教育的愿景一再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技术未能有效地抵制旧结构的诱惑，反而强化了旧结构。

（摘编自蒙石荣《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与限度》）

材料二：

说“互联网+”甚至能够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并非耸人听闻，“互联网+”对教育的各方面影响是深至骨髓的。“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比如某中学已经能够做到“班班通、人人通”，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显然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的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材料三：

传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督促者和引导者。“互联网+教育”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没有了以往的约束和限制，各要素无须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内，教育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传授习得，而隐性知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如学习过程中需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包括诚信、责任心、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互联网+教育”形态中一些隐性知识也有所体现，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量。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均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但在“互联网+教育”中，进行情感教育和人文教育则比较困难。在线学习往往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完全自学的极端情境，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把控。这种情境下教师丧失了基本的指引功能，只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解疑的输出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设备的一分子，这不仅扭曲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更是与国家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网络世界始终有别于现实生活，学生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仍需要多方面合力共同完成。

（摘编自张惠惠《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对教育育人的挑战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