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青色西服

季明

工地离住处，有很长一段路程，老磨他们需要坐公交车回去。

傍晚，收工之后，老磨他们满身都是泥灰和臭汗。他们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方面是喘息片刻，另一方面呢，老磨他们是在等大傻。

大傻，真名叫于大傻，喊来喊去，老磨他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于大傻。大傻跟老磨他们不一样，每次收了工，立即冲洗干净，然后从带来的包里，取出一套西服，换上，再把脏工作服，裹上塑料袋，塞进那个包里。

那西服，是藏青色的，大傻来到这个城市打工，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上街买了这套西服。等大傻换洗完毕，大家一块儿往回走。这景象有些独特：一群脏了吧唧的民工队伍里，走着一位身穿干净而笔挺西服的人，很是不协调，同时，也让大傻显得很另类，很不合群。

回去的时候，正值晚高峰，公交车上异常拥挤，但只要老磨他们一上来，人群立马闪开条道，让他们过去。毕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衣服，与泥灰和汗水亲密接触。这个时候，车上绝对没有空座位，但老磨自有办法，他来到一个座位旁，站住，随着车的晃动，身体与坐着的乘客，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在泥灰和汗味的骚扰下，终于，那位皱着眉头、捂着鼻子的乘客，忍无可忍，狠狠瞪了老磨一眼，起身离开，老磨赶紧一屁股拍到座位上去。

这时候，一身西服的大傻，则静静地融合在人群中，用不屑的目光看着老磨，他最讨厌的，就是老磨这个拙劣的表演。

节假日不干活时，老磨他们喜欢逛逛街，穿着也很随意，有的干脆就穿着皱巴巴的工作服。大傻则不同，必须换上西服，才出门。这样一来，大傻就很醒目，在一行人中，很有些众星捧月的样子。这令老磨他们非常不舒服，就与大傻拉开了距离。

一次，老磨斜着眼睛，说，大傻，穷烧个啥哩？瞧把你能的，穿上西服你还是农民工，变不成城里人！

大傻不服气，说，穿干净点不好吗？农民工就应该是脏兮兮、臭烘烘的形象吗？那是犯贱！

大傻又说，挤公交时，你看人家那厌烦的目光，我都替你脸红。

这话，噎得老磨直翻白眼，一愣一愣的。于是，老磨他们就决定，必须收拾一下大傻。

这天，收了工，冲洗完毕，大傻却发现那个装着西服的包不见了。大傻急了，遍地翻找，可横竖找不到。

老磨他们坐在地上，喝水抽烟，冷眼看着大傻忙活，偷偷地笑。

过了许久，满头大汗的大傻，仍然四处寻找那个包。

老磨喊，大傻，别找了，再不回天就黑啦。

又有人喊，大傻，你那西服，长翅膀飞啦。

大傻不听，依然在工地上跑来跑去，执着地寻找。

老磨他们说，真是个大傻熊！就撇下大傻，先走了。

当老磨他们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大傻已躺在了手术台上。在寻找西服时，楼顶一截钢筋倏地掉下来，从大傻的左肩膀插进去，从腰部穿透出来……

老磨他们怔怔地守在手术室外，彻底傻了。

过了很久，大傻才被推出来，仍处在昏迷之中。老磨哭了，冲上前去，喊，大傻，不穿那西服，你他娘的能死啊？！

第二天，老磨他们来到工地，从一堆水泥里，挖出那个装着西服的包。它，已经变成了个水泥疙瘩，半晌，他们都没说话。

许多天，老磨他们都像丢了魂儿，蔫着脸，闷头干活，那件藏青色的西服，总是在眼前晃动、晃动……

一个月后，大傻出院了，但需要回家继续休养。那天，老磨他们专程上街，精心挑选，给大傻买了套藏青色的西服，送了过去。

大傻走后，老磨他们每人也都买了套西服，藏青色的，像大傻一样，收工后，冲洗干净，换上西服，再去挤公交车。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乘客们的目光，很平和，丝毫没有了厌恶、敌意和距离，能同这个城市的人们亲密地挤在一起，坐一程车，这感觉，真不赖！

于是，老磨就给大傻打电话，他说，于大傻，现在咋样？养好了赶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萨赫勒荒原

朱山坡

抵达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那天，是一个叫萨哈的尼日尔黑人来机场接我。他的脸憨厚纯朴，身材中等，看上去很强壮，只是性子有点儿闷。“日落之前必须赶到。”萨哈对我说。

按原计划安排，我本应在尼亚美培训半个月，下个月初才赶往津德尔接替援非满两年的老郭，但老郭突然病倒，前几天去世了。他一走，津德尔地区医疗队就缺少拿手术刀的医生了，而那里等待做手术的病人排起了长队。我只好提前出发赶赴津德尔。

萨哈给中国援非医疗队当司机有三年多了，但他不愿意跟我闲聊，直到进入了一个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荒凉之地，萨哈话才多了起来。

“萨赫勒大荒原。”萨哈说，“穿过去就是我们的驻地了。”

我想象中的萨赫勒荒原跟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它太辽阔、太平坦、太荒凉！路边全是荒凉的灌木、荆棘和草甸，并朝着四周蔓延开去。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根草，都仿佛相处了千年，早已经看腻了彼此，却又不得不互相为邻，紧挨着搀扶着度过漫长的岁月和亘古的孤独。开始时我对此等风景感觉很新鲜，甚至有些兴奋，仿佛处处有惊喜，但很快便审美疲劳。因为此景近处是，远处也是，比远处更远的地方还是，仿佛全世界都是。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从荒凉通往荒凉，从寂寞通往寂寞。

我问萨哈，穿过大荒原要多久。

“日落之前。”萨哈脸上的淡定让我惊讶。

何时才日落呀？这太阳似乎才刚刚升起，那么高迥无际的天空，太阳会落山吗？极目远眺，毫无尽头，山在哪里？

“山在我的心里。”萨哈说。

我刚想哂笑，萨哈突然肃然起来。

“老郭就是一座最高的山。”萨哈拍了拍方向盘，仿佛是刻意提醒我，不容我置疑。

怎么突然说到老郭了呢？

我故意对他隐瞒实情。“我不认识老郭，只知道他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医术很高明。

“你怎么不认识老郭呢？”萨哈惊讶地质疑我，并朝我投来不满的目光。

也许在萨哈的眼里，我只是乳臭未干的新手，他不相信我能取代老郭。

他把车速放慢下来，主动跟我聊起老郭。

去年，老郭给我母亲做过摘除白内障的手术，使她瞎了十五年的眼睛重见光明。你不知道，她看见了亲人和草木的模样可高兴了，又喊又叫，像一只野鹿在荒原上撒欢儿。母亲对老郭感恩戴德，视他为儿子。上个月，她就是沿着这条公路，一个人走了十二天，突然出现在津德尔中国医疗队驻地。我斥责她，你跑来这里干什么？你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她说，十二天前的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老郭被七只萨赫勒荒原恶魔缠住了，她看到老郭很难受、很危险，惊醒过来，从床上翻身下地，谁也没有告诉，马上推开门，乘着星光和月色就出发了。她是来解救自己的儿子老郭的。她要带老郭回我们的村子里做一场法事，替他驱魔。

老郭不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况且，他哪有时间去做无聊的事情？他太忙了。任凭老太太怎么说，他都无动于衷，坚决不肯跟老太太走。老太太蹲在手术室门外哭，哭得很伤心。老郭安慰她说：“我没事，身体好得很，你不要把眼睛哭瞎了，瞎了便看不见那些恶魔了，它们就不怕你了。”

老太太听老郭劝，不哭了。她知道劝不动老郭，央求我把老郭送到她的村子里去。

我对她说：“你看看，那么多病人要医治，郭医生哪走得开呀？”

“忙也得顾性命呀！荒原上的野兽还想方设法活下去呢。”老太太怒对我说。

“我也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离开驻地的。”萨哈说，“回去后她便病倒了。

老太太离开驻地后不久，老郭便出事了。那些天他每天都要做两三台手术，经常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那天给一个病人做完手术后，他突然昏倒在手术台前……

太阳早已经开始西斜，我看见地平线上的霞光了。但我的视线模糊不清，因为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溢了出来。

萨哈突然把车停了下来，质问我：“你认识老郭，对不对？为什么要对我隐瞒？”

我怔怔地看着萨哈，“老郭是我的恩师。他有心脏病，很危险。他要我替他隐瞒，说哪怕他死了，也要替他隐瞒。我担心把老郭的秘密说出去，所以干脆说我不认识他，这样你们就不会向我打听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两年前，本来是我来这里的，但老郭跟我抢。他说他一定要去援非，这是他最大的心愿。”此时，压在心底的悲伤突然翻滚起来，溢出我的胸膛，在大荒原弥漫开去。

萨哈好像有心灵感应一般，猛然拍了拍方向盘，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

“老郭到津德尔的那天，也是我开的车。就像今天这样，坐在你的位置。他对大荒原的风光无比喜欢，不断用相机拍照。不过那时候是春天，是大荒原最美丽的季节。”萨哈说。

一路上我竟然没拍一张照片。其实，秋天的萨赫勒大荒原也很漂亮。

抵达津德尔驻地时，已经是繁星满天，月牙挂在头顶上。第二天，我便接替老郭开展工作。我跟同事们每天都救治不少病人。我的手术水平得到了同事们和病人的认可，说我不愧是老郭的学生，这让我很高兴。但我时不时地想起老郭，还有萨哈的母亲。

(有删节)

邻居们（节选）

老舍

明先生对不识字的太太放纵儿女，和邻居吵闹，辞退仆人这些事，给她一些自由，以为是为明家露脸。明先生的头抬得很高。他有在洋人那里赚钱的职业，他求不着别人，所以用不着客气。他永远不看书，因为书籍不能供给他什么。可是，他究竟还有点不满意。他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身里有个黑点，像水晶里包着的一个小物件。可是他没法去掉它，它长在他的心里。

邻居是对儿姓杨的小夫妇，明先生看不起他们，总以为教书的人是穷酸，没出息的。尤其叫他恨恶杨先生的是杨太太很好看。他看不起教书的，可是女教书的——设若长得够样儿——多少得另眼看待一点。杨穷酸居然有这够样的太太，比起他自己的要好上十几倍，他不能不恨。

明先生的小孩偷了杨家的葡萄。界墙很矮，孩子们不断的过去偷花草。对此，杨先生始终不愿说什么，他似乎想到明家夫妇要是受过教育，自然会自动过来道歉，可明家始终没来。杨太太决定找明太太去。

杨太太很客气：“明太太吧？我姓杨。”

明太太准知道杨太太是干什么来的，而且从心里头厌恶她：“啊，我早知道。”

杨太太所受的教育使她红了脸，而想不出再说什么。可是她必须说点什么。“没什么，小孩们，没多大关系，拿了点葡萄。”

“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

“我们的葡萄，”杨太太的脸渐渐白起来，“不容易，三年才结果！”

“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

“小孩呀，”杨太太想起教育的理论，“都淘气。不过，杨先生和我都爱花草。”

“明先生和我也爱花草。”

“假如你们的花草被别人家的孩子偷去呢？”

“谁敢呢？”

“你们的孩子偷了别人家的呢？”

“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

杨太太没法再说什么了，嘴唇哆嗦着回了家。作为最新式中国人的杨先生不便于当面交涉，客客气气的写封信吧，只求明先生嘱咐孩子们不要再来糟蹋花草。

信是杨家仆人送过去的，被明太太窝回去了。

下午，老妈子拿进一封信来。杨先生接过一看，门牌写对了，可是给明先生的。他忽然想到扣下这封信，可是马上觉得那不是好人应干的事。告诉老妈子把信送到邻家去。

“拿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

“给明先生的！”老妈子说。

“是呀，我们先生没那么大工夫看你们的信！”

“是送错了的，不是我们的！”

“送错了的？”明太太翻了翻眼，马上有了主意：“叫你们先生给收着吧。当是我看不出来呢，不用打算诈我！”啪的一声，门关上了。

怎么处置这封信呢？私藏别人的信件？拆开看看？是不光明的。想来想去，杨先生决定给外加一个信封，改上门牌号数，扔在邮筒里。第二天早晨，夫妇忙着去上学，忘了那封信。

下学回来，刚要吃饭，听见明家闹起来了。饭后，杨家的老妈子知道了消息：明先生打太太是为一封信，要紧的信。杨先生想必定就是他所存着的那封信了。既是要紧的信，为什么不挂号，而且马马虎虎写错了门牌呢？混蛋应受惩罚。他想起那些葡萄来……第二天早晨把那封送错的信和劝告明家管束孩子的信一齐发了，他不希望明先生悔过，只教明混蛋看看读书人是怎样的客气与和蔼，是君子就够了。

明先生见着了写信的人，知道了信的内容：他和一个朋友借着外国人的光儿私运了一些货物，被那个洋人晓得了。所以他担心，命令太太去索要那封信。明太太宁肯挨打也不肯去，这太难堪了，就诬说杨家不给。明先生的气不打一处来，就凭个穷酸教书的敢跟我斗气。哼！他向孩子们发了命令。

邮差下午四点多送来了信。明先生看完，心中说不出是难受还是痛快。痛快的是，他看明白了那封写错了门牌的信，杨先生没有拆开；难过的是另一封，使他更讨厌那个穷酸，他觉得只有穷酸才能那样客气，客气得讨厌。

路上，杨先生满心痛快：既然把那封信送回了原主，而且客气的劝告了邻居，这必能感动了明先生。

一进家门，他楞了，院中的花草好似垃圾箱忽然疯了，一院子满是破烂儿。他知道这是谁做的。怎么办呢？他想要冷静的找主意，可冷静不了，他的那点野蛮的血沸腾起来。扯下衣服，捡起两三块半大的砖头，隔着墙向明家的窗子扔了去。听着玻璃的碎裂，他心里痛快。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像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等着明先生来找他打架。

明先生不想过来，因为他觉得杨先生不那么讨厌了。看着破碎玻璃，虽不高兴，可也不十分不舒服。他开始想到嘱告孩子们不要再去偷花。可一想起杨太太，又不能不恨杨先生；可是恨与讨厌，他现在觉出来，是不十分相同的。“恨”有那么一点佩服的气味在里头。

第二天是星期日，杨先生在院中收拾花草，明先生在屋里修补窗户。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