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所以能认识和改造自然，成为万物之灵，依赖的就是理性的力量。理性是科学事业的第一要素，是科学的灵魂；科学是一种人类面对自然世界的调查形式，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知活动，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结果和表达形式。正是理论化和实证调查这两个特征的独特结合构成了科学事业的核心。正如康德所说：“没有理论的经验是盲目的，而没有经验的理论是空洞的。”

科学是理性的事业。科学家在长期的观察、实验所获得的数据与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综合、比较、类比、概括、推理、验证等理性方法找寻到解释事物和现象的路径。客观性、确定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合逻辑性等是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这些准则无不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只有面向科学事实、立足科学事实，借助理性的科学方法，才能逐步接近事实的真相，最终真实地反映事物和现象的客观本质和规律，取得科学的进步。虽然人类的认知能力在不断进步，科学理论对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揭示越来越全面和深刻，但人类永远都无法穷究浩瀚宇宙的奥秘。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总是在不断地推翻或补充完善前人的理论。

理性思维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无疑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我们不能视理性为科学的唯一特征。事实上，科学史上有很多以直觉为代表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案例，例如阿基米德找到浮力定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等都与直觉思维有着重要关联。

爱因斯坦认为在科学发现的道路上，直觉思维和理性思维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休谟也认为理性只是人类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但人类行动的真正驱动力总是情感化的，如直觉。直觉思维是人类理解和认知世界的渠道之一，它与理性思维辩证协同工作，能使科学家在理性知识的基础上对疑难问题作出判断并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强调直觉思维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要为非理性主义思潮辩护，更不是要用直觉思维来取代理性思维的位置。直觉思维作用的发挥当然不能脱离科学家们历经磨砺刻苦学习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体系和对问题持之以恒的探索与冥思，它是以科学家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对问题的持续研究为基础的。科学家们在潜意识中不断积累相关信息，在受到某种信息刺激时，直觉思维往往能在瞬间直接地、非逻辑性地发现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案。

当然，直觉并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出现，它必须建立在科学家们长期扎实的理论研究和大量的观察实验数据之上。直觉思维虽然有时能够快速地、创造性地为人们提供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研究思路，但这种思路要保证正确性，往往还需要理性思维来重建严密的逻辑关系，并与已有的理论体系和科学事实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洽的系统。

（摘编自张今杰、张峰《理性思维与直觉思维》）

材料一

鲤鱼是我国常见的一种淡水鱼，体态肥美，品种紫多，分布广泛，而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代，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在池塘里养殖鲤鱼，以供食用。

鲤鱼深受劳动大众的喜爱，这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一方面，鲤鱼肉质鲜类，是餐桌上常见的一道佳肴，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就有“侍女金盘脍鲤鱼”的诗句；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水产养殖业中，鲤鱼具有产量高、成活率高的特点，能为养殖人员创造极为可观的产业价值。著名教育家夏丐尊认为：“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所以，在生活中用途广泛、价值较高的鲤鱼就脱颖而出，不仅成功吸引了劳动者的视线，还与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不谋而合，与民间智慧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人们在养鲤食鲤的生产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对鲤鱼的多样情感，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鲤鱼成为劳动大众赋予艺术想象的对象，开始具备象征意义。

在民间，鲤鱼是吉祥富足的象征，人们常赠鲤以示尊敬和祝贺。明清以后，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意义，更多地是表达对农事、物产、年运丰足的祈祝，最终让它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形象。“鱼”与“余”同音，“有鱼”与“有余”同音，鲤鱼有了富足有余的寓意，“年年有余”“吉庆有余”等题材在民间绘画、剪纸、刺绣、印染、陶瓷中被大量使用，表达了对农作物丰收的期望，继而延伸为对命运、财富、机遇的吉祥祝愿。

鲤鱼，还被视为爱情的信使，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情感。淡水鱼中的鲤鱼与人类最为亲近，又具有繁殖能力强、体态优美、色泽艳丽等特点，人们便将其与男女之爱联系到一起，情人之间传递书信也常常被称作“鱼传尺素”“鱼雁传书”。鲤鱼就这样成了爱情使者，闪烁着浪漫主义光芒。

在鲤鱼的美好寓意中，勇气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鲤鱼跳龙门”是民间的经典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勇敢坚毅的鲤鱼形象成为人们喜爱和追求的对象。传说黄河鲤鱼跳过龙门，就会演化为龙。这样的故事在不同地区也存在着大体相似的版本，它们有共同的母题和想要传递的精神：逆流而上，勇敢进取。后人也以“鲤鱼跃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的意外之喜，鼓励寒门学子刻苦读书，积极入仕。现如今，被社会广泛重视的各种升学考试和职位面试就是当代的“龙门”，人们想通过“大红鲤鱼”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从而实现精神慰藉，这正是相同社会心态的继承和延续，体现出民间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鲤鱼通过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想象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每一个象征意义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对这些象征意义的研究，正是对其创造者——劳动大众的心理需求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进而解释生活中各类相关现象的成因。

（取材于周启慧《鲤鱼的民间象征意义》）

材料二

近来，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媒体上兴起了“转发锦鲤”的热潮。表述形式简单通用：一张锦鲤的图片，并附上文字“转发此锦鲤就会有好事发生”。如此简单的表述却能吸引大批人的点赞转发，尤其是在各类考试前夕，形态各异的锦鲤就会活跃在不同的分享页面上。

希望通过“转发锦鲤”给自己带来好运气，保佑自己顺利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似乎是文明的“倒退”——迷信，但有趣的是，转发锦鲤的人里面十之八九都是不相信借此可以转运的科学论者，事有不顺的转发者里面又大部分都清楚不顺利的事情另有因由，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却在我们身边普遍存在着。

自古以来，迷信似乎一直深植于我们的血脉之中。在科技极度落后的时代，我们因为知识有限，不得不将一切未知的答案推之于鬼神的力量，又因为生活艰辛却人微力薄、难以排解，便将信仰寄托于鬼神，以期获得心理安慰。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现代人的“迷信”又从何而来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生活节奏的加快，市场竞争的加剧，让我们在疲于奔命的同时，也被周围环境中无数不稳定的可变因素干扰着，我们越来越不确定我们是否能真正做好一件事，是否可以处理好任何突发状况。正是这种潜在的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使得大多数人纵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同时也做好了充足准备，却也难免会有转发锦鲤只求心安的一时迷信。

但是，如果只是寻求心理安慰，那么可供选择的途径比比皆是，比如听音乐放松、再次检查一遍准备事项是否充分，为什么还是不断地有人转锦鲤呢？

这一方面在于人们心理上对于正能量事物的无限渴求：无论用来加强信心的方法有多少种，都不妨再试一遍。另一方面在于转锦鲤这一事情的“神奇性”：微博上、空间里到处都有人表示自己一转锦鲤好运就来了，这种渲染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这种途径的信赖程度。人从根本上具有强化因果关系的心理倾向，在一件事情发生后我们会下意识去寻求其原因，而把碰巧发生的事情归之于因果使然，但这两种事物实际上不过是“伪相关”。而看到这些消息的人，又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伪相关。因此，我们对于无法解释的事情的不可知性进一步转嫁到了迷信身上，这点和古代的民众如出一辙。

现代人转锦鲤纵然是迷信的一种表现，但我们的迷信仍然富有“科学”色彩。不难发现，我们迷信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因为锦鲤自古便有着“鲤跃龙门”等好运象征，所以我们认为转发它能得好运是有道理的。并且我们迷信的手段也是具有科学性的，理智仍占据着我们大脑的主导地位。我们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诸如打人、放火便能转嫁厄运的言论；即使是转发锦鲤这种小事，我们也会懂得适可而止，不会转发几百上千次。这便是我们的所谓“科学”迷信。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当今，“迷信”一词并不再具有绝对的贬义。我们转锦鲤是因为我们有目前正迫切追求的事情，而它能给予我们更多的自信、乐观和希望。这是可以正面引导我们努力生活的积极的心理暗示，因此不失为一种可以排遣我们压力的良性手段。但是，这绝不能成为懒惰的人拖延事情、试图不劳而获的借口，这种渴望小概率事件大概率发生的心理显然是对科学迷信的一种扭曲，丧失了客观理性的思考，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转锦鲤是可以有的，但是努力才是必不可少的成功秘笈，这才是现代“科学”迷信的真谛。

（取材于李琳《从转锦鲤看现代人的“科学”迷信》）

咏花诗词的鉴赏

中国咏花诗词的历史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它通过人们对花卉的审美态度和欣赏情调，曲折地反映了人的种种处境和对生活的理解。我们在阅读鉴赏咏花诗词的同时，考察历代诗人、词人的不同的创作心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境界，是很有趣味的，这对我们的鉴赏活动也颇有益。

这种创作心态，粗略地看有两大类，一类侧重于表现客观自然，是欣赏自然的活动；另一类侧重于表现主观感情，是感情物化的活动。前者仍是自然世界的反映，后者则已进入感情世界了，自然的花草仅仅是进入感情世界的媒介罢了。后者在咏花诗词中佳作最多，价值也更高。这两大类作品，在艺术境界（诗境）上，又表现出不同的层次。

首先是表现感官感受的“物境”（用传为王昌龄所作《诗格》中语）。着眼于花卉色香形态的描述，是即目即景、直接感知的形象。在创作上表现为“巧构形似”，追求审美客体形貌的逼真再现，从中获得感官的快适。如白居易的《山石榴》诗写杜鹃花的红艳，云：“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焰火欲烧人。”真是“吟之未终，皎然在目”。又如章质夫的《水龙吟》状杨花飘飞，同样妙到毫端，云：“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我们欣赏这类诗词，比较容易看出其好处，如食雅梨，入口便化。这些创作，是典型的模仿自然、通过艺术再造自然的活动，以艺术品酷似自然原形为乐。亚里斯多德在探讨艺术创作的自然原因时认为，模仿能使人们得到满足，确实是这样。

不过这种“似”，还仅仅处于“形似”的境界。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也一样，故需要再进一步转向表现审美客体作用于审美主体感官而产生的某种特殊感受，以获得“传神”地再现自然的艺术效果。如韦庄写白牡丹，全然撇开其形态，只说“昨夜月明浑似水，入门惟觉一庭香”。表现素花溶化在月色中，不见其花，惟闻其香的特别感受，唤起人们固有的审美体验，那么白牡丹皎洁芳香的幽雅神貌，便可思而得之。在这里，并不仅仅直接诉之感官，同时要通过联想来意会。范成大《霜天晓角》咏梅云：“脉脉花疏天淡，云来去，数枝雪。”也是舍其形而摹其神，皆有画笔难到的效果。这正像唐人戴叔伦所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无疑我们欣赏这类诗词作品，需要有一番沉潜涵咏的功夫，甚至要通过想象，用自己的经验、印象去补充、生发。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欣赏也是一种再创造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