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在致任安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他的史学实践中，切实坚持了这一学术理念。

所谓“通古今之变”，指出了历史学者的学术责任，即考察古今历史演变的进程，进而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总结历史规律。司马迁的研究方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考察、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应当进行这样的努力。在学术实践的过程中，司马迁“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如此坚定的学术信念，今之学者依然可借以自勉。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关注人们对于“天”有着浓厚神秘色彩的崇敬。曾授司马迁公羊之学的董仲舒，对“天人感应”有诸多讨论，他的思想可能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此外，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究”，强调对未知规律的探索追求，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偏执倾向有所不同。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和开放风格凸显，文明大幅度进步的历史阶段。当时的思想者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比较高远的追求，“天人”和“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淮南子》也有“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之说。由此看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确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出这位伟大学者闳卓的史学理念。

（摘编自王子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材料二：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在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个母题。这里的“天”并非大自然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天人关系也并非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人认为“天”就是“帝”，“天帝”主宰世间万物。天的意志被称为“天命”“天意”，天的行为法则被称为“天道”“天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哲学思想，让天命为君权服务。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门生，也许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另外，司马迁还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上天和人间的确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认为天有法则，也就是“天命”。《史记·天官书》：“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无疑是继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观。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的严谨态度又使得他不能完全相信所谓的天命。他讽刺秦皇汉武求仙问药、封禅祭祀，反对将人间的兴亡都归因于天。他虽承认天命，认为天人之间有联系，但是也反对过分强调天命。

此外，司马迁之所以要写通史，就是为了探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在历史发展面前应该如何应对。他提出“承敝通变”的命题，认为社会出现了弊病才会引起变化，主动的变革就是试图除去过去的弊政。他还总结出“见盛观衰”的法则，认为事物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其弊端也就开始显现，从而逐渐走向衰落。所谓“物盛而衰，天地之常也”。他还试图从经济条件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史记》以《货殖列传》殿后是有深意的，它探讨和回答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关系，人们的思想、行动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是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则性的概括。

当然，司马迁处于西汉时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观之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摘编自宋伟《如何理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乡土本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就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有删改）

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中国诗性文化大致呈现三种面孔。一是“知识”面孔，如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之名”，如现代语文教育经常提到的“古代文学知识与素养”，这是诗性文化传统具有实用性之表现。二是“审美”面孔，受西方文论中“情感表现”说的影响，这也是人们谈得比较多的，即古诗有审美功能，可以愉悦心灵。三是“伦理”面孔，它的大背景是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前两张面孔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惟独这副“伦理”面孔，由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不给人带来愉快的享受，甚至本身还是一种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正在陷入深深的遗忘中。以至于人们经常会想：读不读唐诗与宋词，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与希腊文化模式相对，中国文化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来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它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诗性文化当然不是只有审美意义，它本身也曾是我们民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区别，在历史上具体表现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它们的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中国古典诗歌，既是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其中最高境界的是唐诗与宋词。当前，如何才能守护中国诗性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认识与了解它。这是不能偷懒的，只能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由此可知，读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直接关乎着“诗者天地之心”的“大道”。未来世界，决不只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摘编自刘士林《“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