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浙江地区竹编制品繁多，百花争艳，竹编工艺各有特色，但在选材、加工与编织工序上都大同小异。由于编织品种类多样，常以多种不同性能的竹材作为编织材料，如毛竹，质地坚硬、纹理平直、劈蔑性好，因此常用作竹编产品的骨架；早竹拉力强，可劈成精细竹篾，易漂白、易染色，但其竹节脆弱易裂，一般用作中低档产品原料；水竹纹路紧密，纤维细，劈篾性比早竹好，蔑色纯净，常用于花纹图案的编织。除了对竹种的选择，对所用竹材的生长环境、形状特点和采伐季节也有讲究，用于编织的竹材多生长在背阴山处，3年生，且竹竿通直、节间细长，尖削度较小。采伐竹材在秋冬季节，此时竹子糖分少，竹编制品也更经久耐用。竹编作为一门精细的手工艺，有其独特的操作工具，常用的有藏尺、篾刀、竹凿等。竹编材料制作极为精细，将原料加工成纤细的竹篾需经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包括取料、破竹、刮青、启条、劈篾、分丝、刮蔑、三防处理等，竹蔑制作工序会因竹编制品的具体要求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主要步骤基本相同。

（节选自吴婕好等《浙江地区竹编工艺特色概述》）

材料二：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竹编制品将浙江竹编历史往前推进了数千年。目前已知资料显示，浙江嵊州竹编始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勤劳聪慧的先民就利用竹子破篾编制简易的用具。到清光绪年间，出现竹编作坊，以编制琴篮、考篮、香篮、食篮、鞋篮等细篾竹编器皿为主。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浙江竹编成为出口产品并畅销海外。此后，浙江竹编名气越来越大，其中嵊州竹编成为出口工艺品的中国著名品牌，有“中外竹编第一家”的美誉。浙江竹编以编织精巧、工艺繁多、花色丰富见长。到20世纪80年代，浙江竹编产品畅销到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浙江竹编传递了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20世纪90年代后，各式各样的塑料制品代替了传统较为简单的竹编日用品，传统竹编需求量日益减少，小作坊式的竹编艺人生活难以为继。2002年11月，嵊州竹编龙头企业嵊州工艺竹编厂的停产标志着浙江竹编进入衰落时期。浙江竹编包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着广大农民兄弟的聪明才智，记录着农耕时代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但是目前尚存的浙江竹编个体作坊仅生产相对简单的工艺品，浙江竹编现实状况堪忧。

（节选自余国静、程杨阳《浙江竹编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对策研究》）

材料三：

竹编工艺在现代发展中式微，主要原因是在农耕文明时期，人们会用竹匾养蚕，用竹篓捕鱼，用竹笼养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改变，对竹编产品的使用日益减少。竹编制品传统上是家庭中使用的器具，都是属于小物件的物品，当下竹编工艺的振兴，需要改变其使用语境，不要把美限制在规矩的形制上，应重新置换，使其重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空间、色彩、材质、光甚至声音来营造空间，或者是适合竹编语境的空间，唤起人的思索、回忆，赢得人的共鸣。应当以更柔和、更近乎自然的方式重新考虑和运用安吉竹编的每个元素，形、色、质、材，给竹编找到新的语境，使竹编之天人同义为广泛的空间。

（节选自戴莹《安吉竹编产品转型发展的路径探究》）

【材料一】

今天，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五大聚集区，相关投资增加明显。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政府和市场在“数字中国”建设领域的投资热度继续高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其中，各级政府的相关投资项目有超过六成投向了公共服务领域。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类企业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等五大聚集区域。

在人才供需方面，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大量人才，很多都流向了东南沿海省份。报告还指出了在“数字中国”发展中，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东、中、西部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再比如大数据发展非常快，但是人才跟进的速度还不够快。

国家信息中心还发布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而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速最快。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贸易中，中国的进口额增速，五年来首次超过了出口。

（摘编自《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发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18年5月5日）

【材料二】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4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236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相比增速达40.5%。预计未来几年，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

接近2/3的企业已经成立了数据分析相关部门，企业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近四成的企业已经应用了大数据。在接受调查的1572家企业中，已经应用大数据的企业有623家，占比为39.6%，与2016年相比上升4.5%。

（自编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

【材料三】

近期，交通出行、网络购物等诸多网络平台企业纷纷被曝出可能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购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老客户反而要比新客户花钱更多。

“杀熟”不是新事物，并非线上独有，在线下也很常见。以到餐厅吃饭为例，你若常去某家餐饮店就餐，与店主、伙计熟悉后，久而久之，反而会出现被怠慢现象：点完莱呼叫下单，服务员却迟迟不来。

在“互联网+”消费环境中，“杀熟”发生更频繁、实现更容易，其背后是电商营销“千人千面”技术在起推手作用。平台方会根据搜集到的用户个人资料、购买习惯等行为信息，通过大数据模型建立用户画像，然后根据画像给不同用户推荐相应的产品、服务和定价，实行区别化的价格营销策略。说到底，用户相当于被大数据算法给“算计”了，消费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正当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无论线上线下，“杀热”其实是“店大欺客”的一种表现。这个“大”，要么是“体量大”，仗着在行业中的支配地位，产生“奈何不了我”的盲目自信；要么是“架子大”，认为“用户忠诚度”足够高，导致服务开始缩水。

治理大数据“杀熟”等各种“店大欺客”行为，监管部门理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堵住监管漏洞，提高违法成本；平台应坚持“以用户为核心”的互联网思维，用更多优质服务吸引用户,并且在对大数据进行商业开发时，筑牢安全保护的防火墙，加宽隐私保护的屏障。

（摘编自《大数据杀熟，是在有意“消费”消费者的忠诚度》，《人民日报》2018年6月）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