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美育是培养人认识美、体验美、热爱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对帮助人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②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是做好美育工作的三大支柱。当前，我国学校美育改革发展进入加速提质阶段，美育课程建设稳步推进，呈现良好势头。与社会日益崛起的精神文化需求直接联系，以博物馆、美术馆为代表的社会美育也展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作为美育实施的基本途径，家庭美育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倾向。

③遵循美育特点做好美育工作，必须重视家庭美育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孩子由一块璞玉塑造成一座雕塑，在成长的路上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其中排在第 一位的就是家庭。”可以说，美育的根在家庭，家庭是美育的摇篮。家庭美育的特点是润物无声，但影响深远持久。家庭日常的环境、气氛、情感和活动，是孩子认知外在环境的基础，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对自然社会的认知，对文化人文的体察，影响着孩子道德修养的建立，审美观念、价值体系的形成。

④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重视艺术思维的培养。现在家庭教育普遍重视智力开发，对审美教育的关注，往往又将重点放在美术、音乐、舞蹈等技能特长的培养上，以期在未来的升学和求职中有一技之长，功利倾向明显。其实，比技能特长训练更重要，对孩子一生影响更深远的，是艺术思维的建立。艺术思维是一种以情感、符号和形象为基本要素的思维方式，艺术思维让人不断思考自我局限性，并从中找到突破的方法和答案。艺术思维对于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艺术思维的建立，重在熏陶，这种熏陶需要适宜的环境。许多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参加各种美育活动，这样的安排对孩子艺术思维的提升有一定作用，但更为根本、持续的，还是家庭日常生活的熏陶。

⑤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拓展家庭美育的实施途径。要将自然美作为家庭美育的重要内容。春夏秋冬四季更迭，风霜雨雪阳光，沙丘泥土树木花草，鸟兽虫鱼……丰富的自然环境是最好的家庭美育素材。家长要多带孩子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自然玩耍的过程中用手用脑用心感受，对人从哪来，如何与万物共存形成丰富独特的感知，这些感知是滋养孩子健康审美意识的丰厚土壤。要在节庆习俗中引导孩子认识社会文化之美。从食物制作，到家庭装饰，再到日常礼仪，传统节日习俗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思想，表达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族群的关系，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塑造孩子审美情趣的基础材料，家长应该充分利用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家庭美育。要鼓励孩子在动手劳作中认识美、体味美。孩子动手去操作，不论是多变的还是重复的，粗犷的还是精细的，都会形成身体上的感受，从而传达到大脑中形成认知，这种改造事物的经验会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强化他们的信心，萌发进一步的创造。

(摘编自陈佳《美育的根在家庭》)

画兰：赖有微风递远馨

华宇

在中国传统的艺术语境中，高洁坚贞、清雅淡泊是松、竹、梅、兰共通的文化内涵。那么，兰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宋代学者王贵学在《王氏兰谱》中对此有一说法：“竹有节而啬花，梅有花而啬叶，松有叶而啬香，惟兰独并有之。”青竹有节，却极少开花；梅花鲜艳，叶子却很少被人关注；松树枝叶繁茂，却无半点香味；而兰蕙则集花叶于一体，更兼有一种若有若无的芬芳，所谓“深林不语抱幽贞，赖有微风递远馨”“寸心原不大，容得许多香”。《王氏兰谱》对于兰花与“岁寒三友”的这一比较可谓细致而恰切，也从侧面体现了兰花在绘画上的特点和难度。

中国画素有“书画同源”的传统，书法是学习中国画的一项重要基本功，因此，绘画中很多笔法、章法都借鉴了书法之妙，这点在兰画创作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徵明、清代郑板桥等画兰名家都是功底深厚且有着独特造诣的书法家。在不少画论中，画兰常常被称作“写兰”，画家时常借舒展的兰叶展现书法的笔意。“写兰”的例子当以郑板桥为典型，清代文学家蒋士铨曾评价郑板桥“作字如写兰”“写兰如作字”。郑板桥自己的解释是，书法要讲究行款、浓淡、疏密，那么画兰时用笔也应如此。比如，行款是指字与字之间的有机联系，即第一个字的末笔与第二个字的起笔虽不一定相连，但笔意要贯通，给人以笔断意连、浑然一体的气势；同样的道理，一束兰花有偃抑、低垂、重叠等多种生动的形态，而兰叶之间的关系正如一幅书法中两个字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把行款的章法运用到画兰中，才能使一幅作品具有整体感。总之，要“以书之关钮透入于画”才能得“意在笔先，趣在法外”之妙。

画坛有“喜气写兰怒写竹”之说，乍听起来令人费解，但了解兰与竹在画法上的区别之后，就不难窥得此话中的奥妙了。画兰有“十”“米”两忌，意思是说第一笔兰叶与第二笔兰叶不可垂直交叉成“十”字状，第三笔兰叶和第四笔兰叶又不能和前两笔交叉成“米”字状。那么兰叶之间应形成怎样的交叉态势才是适宜呢？前人给出的答案是“凤眼” “鼠尾”“螳螂肚”，兰叶的交错转折以舒缓柔和、潇洒自在为要领，而舒缓的笔画自然源自舒畅的情绪，这就是“喜气写兰”的道理。而竹枝和竹叶则是纵横交错的，历代画家笔下的“风竹图”都难免给人凌厉萧瑟之感，这便是“怒写竹”的道理。有趣的是，在中国画的创作中，兰与竹常常相伴相生，而“兰竹图”的背后，大概是画家们历经人世沧桑后沉淀下的那份悲欣交集的淡然吧。

宋末元初诗人、画家郑思肖曾在自己所作兰画上题写“纯是君子，绝无小人”八个字，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在画兰时则常常夹杂些荆棘杂草，寓意为“君子能容小人”，这便引发了郑板桥在《题丛兰棘刺图》中的分析。他认为，兰花与棘刺不应被比作君子和小人，而应视作一个国家的文臣和武将。因此，苏东坡杂棘刺于兰草之中，当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之解。苏东坡将兰花和棘刺杂处，提出“君子能容小人”的命题，这已经是对传统美学观念的一次突破，而郑板桥提出“兰棘相依而存”的思想，则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的历史眼光和家国情怀。这无疑使得后人在创作兰画、欣赏兰画时更具辩证的眼光，同时也赋予了艺术欣赏文史的遐思。

（《光明日报》2020年06月14日，有删改）

宋词在题材走向、风格倾向上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从而以委婉含蓄的美学特征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树一帜。从总体上看，宋词与唐诗一样，题材内容包罗万象，艺术风格也丰富多彩，并没有固定的美学特征。但是就主要倾向而言，宋词与唐诗是各有侧重的。唐诗既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又因关注社会现实而蕴涵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体现着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唐诗中虽然也有李商隐诗那种接近词境的心曲低诉，但代表唐诗主流的无疑是李、杜、韩、白所创造的昂扬之气与阳刚之美。宋词则不同，虽然苏轼词如天风海雨，辛弃疾词如山呼海啸，但在整个宋词史上，婉约词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苏、辛都善于写婉约词，其婉约词的水准并不亚于秦观、周邦彦。所以宋词在总体上有如下特征：题材走向上注重个人生活而不是社会现实，表现功能上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风格倾向上偏好阴柔和婉而不是阳刚雄豪。可以说，宋词弥补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女性和爱情题材方面的不足。

中国古典诗歌中并不缺乏描写女性的作品，但是那些诗的主题大致上是下面两种：一种是哀悯社会上某些不幸的女性，例如征人妇、商人妇、弃妇、宫女等，这些作品事实上是反映社会问题，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题材。另一种是把女性当作欣赏乃至玩弄的对象，主要的代表作是南朝的宫体诗，这些作品着力描写女性的容貌服饰，格调上往往有淫靡的倾向，显然不是健康的女性题材。宋词则不然，宋代词人深入地体会女性的感情，细致地揣摩女性的声气。宋词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女性的明玛翠羽和容貌体态，而且成功地刻画了女性的眉尖颦笑和心底微澜。从主流倾向来看，宋代词人对女性的态度是同情、理解和尊重。

宋词在爱情题材上具有更大的开拓意义。由于受到儒家诗教学说的巨大影响，中国古典诗歌中爱情题材的欠缺成为先天性的痼疾。宋词的独特性质和功能使它克服了这种缺陷。由于词体具有很强的娱乐功能，文人们长期视之为小道，他们填词时不免带有游戏笔墨的意味，并未把词看作与诗文一样的严肃文体。这样，词就没有被赋予政治教化的意义，它逐渐发展成“艳科”，并与庄重严肃的五七言诗分道扬镳。在宋代，诗、词有着非常明确的功能性分工。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上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用来抒情述志的诗文作品也庄重无比，爱情题材在诗文中几乎绝迹。但是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生活优裕，接触歌儿舞女的机会较多，他们的私生活中当然会有男女恋情的内容。于是词这种特殊的诗体便被选为合适的情感宣泄口。宋词在爱情题材方面的巨大成就，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独领风骚，这是宋词在内容上的最大特征。

（摘编自莫砺锋《唐诗与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