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许多优秀剧目被重新整理排演。许多多年未见于舞台的本戏、折子戏等得以被挖掘，重现于世人面前，例如“新捏”成的昆曲《桃花扇》、京剧武戏《朝金顶》等。但是有些剧种的剧目丧失了原有的野气以及应有的烟火气、市井气。一味追求雅致及“诗意”的倾向在当前戏曲界极为普遍，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剧种的“失味”：草根味、民间性、世俗化消失，地方文化特点不突出，剧种同质化或泛剧种化、泛戏曲化的倾向严重。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不少剧作家试图剔除其粗糙的部分，在保持民间性的同时适当融入当下观众的审美质素，提升其品格，使之成为既传统又焕发当代感的雅俗共赏的新市民戏曲，但要做到雅俗共赏太难了，便索性往“雅”的方向走。而掌舵全剧的导演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一旦偏好雅致，剧目的样式也就被决定了。剧目的大投入也是一个原因，若舞美精致华丽，其他部门自然予以配合，形成统一风格。而根本的，在于“雅高于俗”的心理：戏剧工作者在创作辅导与推进传承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渗入了精英文化意识。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文人趣味偏雅好雅，另一方面也是多年来国内一些专家热衷于引进精英主义经典理论的结果。他们往往视戏剧戏曲为高雅艺术，并将之等级位阶化。这种等级划分，恰恰阻碍了戏曲的民间化、大众化，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我们的很多戏剧工作者应辨清“唯美主义”与“伪美主义”的界限，摒弃双重标准，不能在理论上对戏曲美学、雅与俗的内涵很清楚，但在实践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一味追求剧目的雅化。

地方方言对于地方戏曲而言是第一要素。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一度创作中不少剧作家不熟悉方言，不是用方言思维来写戏，而是用普通话思维。剧作家站在全国人民的角度上写戏是好事，但剧本往往存在方言转换的问题，并且在二度创作中又有大量的戏曲演员讲的方言不地道，方言的韵味自然无从“咂摸”。方言被嫌弃，仍然是地方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依然缺乏对地方文化的自信，缺乏对地方方言、地方音乐及声腔等的自信。我们要有地方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并不缺乏历史底蕴，传统戏曲能流传至今就是最好的明证。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各地陆续提出了“保卫方言”的口号。现在传统戏曲进校园如火如荼，让人期待方言进校园，或者借着戏曲进校园让方言热起来。

历史曾经给过我们启示。在清代中叶的花雅之争中，曾与昆曲争胜的弋阳腔失去刚健清新的特色，逐渐雅化，唯余衰落的命运；而广受老百姓喜爱、保持了自身特色的四大徽班最终站住了脚跟。警惕剧种的广泛雅化，不是不要剧种雅化，而是要保持剧种的特色，该雅的要雅，该雅俗共赏的要雅俗共赏。风格单纯的古老剧种如昆曲，其剧目要依从剧种特色：而风格多样的剧种，例如可俗可雅的闽剧，不仅要尊重剧种本体特质，也应根据题材特点来打造剧目，或偏雅或偏俗，但都应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摘编自方李珍《警惕当下剧种的“雅化”现象》）

民间文学是民众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等四大特征。跟作家的书面创作、书本传播相比，口头创作和传播是众人共同参与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加入表演队伍，并加入自己的经验、情感和想象。所以，我们说民间文学是一个不断汲取新思想的开放的意义系统。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能够建构社会记忆，成为体现社会记忆的标杆。

一个人的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特别定制，而是产生于集体交流的过程中，个人只能在集体的、社会的框架内进行回忆。关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曾说：“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集体记忆的本质是立足当下需要而对过去的回忆。集体记忆总是根据某种当下观念、利益和要求对过去进行重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记忆也被哈布瓦赫称作社会记忆。20世纪后期，记忆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学者们不再满足于讨论集体如何决定个体的回忆，转而探讨整个社会如何记忆，并将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

实际上，社会记忆不仅应当下需要而产生，也承接来自古代的经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这是保持一个民族的基本特性、维护内部成员相互认同的根基。民族认同及其稳定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的。一般来说，民族的消亡，不是有形物质的消失，而是在集体、文化层面上的遗忘。因而，维持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对于维系民族的生存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记忆从古代延续到当代，也参与到对当下社会记忆的建构，并呈现出当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

民间文学被当代社会征用，在新时代发挥新的记忆功能，也为新时代作出新的贡献。今天追述中国悠久的历史，我们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是通过引用古代神话来表达的。这些神话传说，至今仍被人们所讲述并被赋了新的意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被改编成越剧《梁祝抗婚》，宣传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正当性。这部戏曲的演出反过来影响民间口头讲述，在此后搜集整理的梁祝传说各种文本中,反对包办婚姻、反抗邪恶势力、追求爱情自主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故事情节。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光辉成就和面临的各种问题，征用民间文学故事营造共同的历史氛围，构建共同的社会记忆，用历史悠久的传说人物映现出当代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互认同感和凝聚力。

民间文学由口头性引申而来的变异性，让民间文学成为开放的知识系统。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不仅承载跨越世代的文化记忆，也能体现当代社会的精神特质。民间文学不断因应当下需要而叙说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在其中看到古代中国的历史风云，近代中国的屈辱与贫弱，现代中国的革命与胜利，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建设成就。当代民间文学的面貌，就是当代中国社会记忆的面貌。民间文学建构社会记忆的独特价值与贡献应受到更多重视，得到更多研究。

(黄景春《民间文学的社会记忆建构》)

“根”的意义，对于理论来说,包括基础范围的广度、思想来源的深度和影响时间的长度。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蕴涵并彰显此“三度”，所以成为理论自信之根。

我国传统文人常用“腹有诗书气自华”显示自信。从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关系看,“腹有诗书”是基础，“气自华”或“‘论’自华”是自信的结果和表现。按文化大逻辑,理论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种类;先有文化、再有理论,如同先有根、再有树;文化体量大、资源足，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文化朝气蓬勃、生机盎然,激发理论之树茁壮成长。理论是一种关乎价值观念、抽象的甚至是逻辑化的特殊文化，虽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程式化符号化、历史学那么精细化系统化、艺术那么形象化、生活方式那么具体化,但离开它们,就“穷得只剩下逻辑了”。如果“唯理论而理论”,理论自信“只应天上有”。

理论不是“空心菜”,而是文化的结晶、文化海洋中耸立的灯塔。1973年,汤因比提出一个著名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和终结的文明,其世界主义精神、人文主义价值观等,将成为世界文明的希望和未来。如同“探骊得珠”或“冰山一角”,这一理论主张来自博大精深的世界历史文化,来自他对世界历史扎实而深入的研究,来自令众多文史学者叹为观止的《历史研究》。他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促使他产生理论自信,能够作出这样的结论。存在决定意识。当历史的物质存在和意识产品转化为历史文化、成为“被意识”的历史存在,也就成为理论生成的一个源头、理论反思的一个对象、理论提炼的一个熔炉、理论链接的一个要素、理论自信的一种资源乃至资本。文化史告诉我们,文化不只是理论的“充电器”,也是理论的“发动机”,文化底蕴的厚薄、文化功率的大小、文化研究的深浅往往决定理论的深度和厚度、理论自信的强弱。

理论是思想精华，只有与文化合流才能源远流长、千古流芳。先秦“诸子百家”，源于此前的传统文化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演进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文化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肯定、领悟及超越;由此生发的理论自信,促使提出的理论与传统文化“接得上”,与当时人们文化心理需求“合得上”,在现实文化中“落得下”“叫得响”;面向未来,“传得开”“传得远”。

文化自信的要义在于精神自信，理论自信的要义在于价值自信,或“根”或“果”,都是为了塑造和提升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当代中国人就能清晰呈现自己的人文精神和本质力量,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内涵,以更加充沛的精神状态、更加鲜明的价值追求，昂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节选自201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